欧洲穆斯林移民群体既面临身份认同的变化、也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转变。政治文化的实证经验告诉我们，如果社会群体间能够自然加强交流、增进了解，那么移民群体的社会资本就会提升，最终促成整个社会的融合。欧洲穆斯林群体如何更好地与当地社会产生良性互动需要各方的积极努力。

欧洲目前有大量的穆斯林移民人口的存在。穆斯林移民至欧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阿拉伯帝国、以及后来的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时期，大量穆斯林随着征服者到达欧洲。当代穆斯林的移民高潮则始于二战后——经过连年战争的欧洲诸国，急需大量外来人口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不足。当前欧洲穆斯林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4300万；而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报告预测，穆斯林人口会在2050年增长至7100万，占到欧洲人口的10%，几乎是2010年的两倍。

穆斯林人口的激增在补充劳动力的同时，也让欧洲社会陷入了一种恐慌，“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这一带有歧视性的词汇在上世纪90年代后开始流行起来。“9·11”事件之后，穆斯林移民群体与西方社会的关系更加紧张。从各种社交网络、新媒体中不时传来针对穆斯林的歧视和仇视。而穆斯林移民自身也表现出了明显的“我者”与“他者”的区分，例如有研究表明，在英国越来越多的南亚移民并不选择出生地或族群作为认同坐标，而是选择“穆斯林”作为身份认同的主要标志。尽管这些穆斯林移民也积极设法融入当地的政治、文化生活，但是来自主流社会的歧视还是使他们感到自身被疏远、甚至被隔离。那么，穆斯林群体在融入欧洲社会过程中的状况是怎样的，欧洲各国又做出怎样的政策回应？

在社会融入的分析中，最为突出而关键的就是穆斯林移民在欧洲各国的就业状况。

通过移民补充劳动力是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合法性来源，但来自不同群体、不同宗教背景的个人在就业过程中面临的区别对待则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相比起具有其他身份的群体，穆斯林在申请工作过程中处于最为不利的境况，这在欧洲具有普遍性。

一项由Montaigne Institute智库在2013-2014年间开展的实验性调查显示，从6000多封简历投放和获得回应的情况来看，雇主存在着针对不同宗教身份职位申请者的区别对待，其中的差异十分显著：天主教申请者得到工作的机会远高于穆斯林申请者；对于男性申请者而言这种情况更为突出，同等条件下穆斯林男性得到工作的可能性只有天主教男性的四分之一。招聘者倾向于将穆斯林男性身份与“不服从”和“压迫女性”相联系。对于十分优秀的穆斯林男性，这种歧视性对待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到5倍。

德国是在近年来接受难民最多的欧洲国家，然而穆斯林移民的就业状况也十分堪忧。2015年和2016年前12个月，共有120万人申请到德国避难，根据德国内政部资料，移民主要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厄立特里亚。 政府推出大量计划来帮助移民就业，但最终只有很少人能够获得工作机会。根据德国劳动市场与就业研究所（Institute of labor market and employment research）统计，2015年12月到2016年12月间，共有40万移民在职业介绍所登记，但获得工作的只有3.4万人。

在英国，相当比例的穆斯林感到难以融入，根据BBC（英国广播公司）2015年的一项调查，在英国有多达46%的穆斯林认为由于社会存在偏见，自己的穆斯林身份是一个困扰。Bristol大学开展的一项调查表明，相比约30%的人口会被英国政府所认定的高级领域（top professions）雇佣的平均水平，在英国穆斯林人口中这个比例只有16%。该项研究还显示在寻找工作机会的过程中，宗教比肤色所扮演的身份识别作用更为重要，而具体到穆斯林申请者，与同年龄同等能力条件的基督教徒相比，穆斯林男性得到工作的机会要小76%，女性穆斯林得到工作机会的可能性则要小65%。

这种就业上的区别性对待背后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根据研究者的采访和分析，在大的背景和环境下，穆斯林这一身份所代表的含义不再仅仅是少数弱势族群而是被认为具有威胁性。因而很多雇主都更加倾向于招募与自己同族群同宗教或是其他不具有威胁性身份的申请人。这对于男性穆斯林申请者来讲是极大的不利。

相较于男性，女性穆斯林带来的威胁感较低，从各国的总体数据来看受到歧视的程度也较低，但她们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荣誉是传统穆斯林家庭推崇的核心价值，尤其是男性的荣誉。穆斯林男性在家庭中一定拥有绝对权威，而女性则处于从属地位。而穆斯林群体所保留的特殊社会家庭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女性融入社会的一大障碍。由于历史原因，穆斯林女性在语言和技能的培养方面相对落后，而根据前面提到的调查，即使具备同等条件，穆斯林女性获得工作机会的可能性也要比基督教白人女性小65%。大约有1/4的雇主透露出对穆斯林女性应聘者存在疑虑，担心她们能否胜任工作。语言不通是是穆斯林移民，特别是女性无法很好地参与到就业市场的重要原因。英国前首相卡梅隆在2016年1月向英国广播电台透露，在英国的女性穆斯林人口中有19万人只具备很有限的英语能力，其中更有3.8万人基本无法用英语进行正常交流。

在求职过程中，有很多穆斯林申请者希望避免这种不利状况，包括加强自身的语言技能、甚至采取了更改名字的方式，但简历即使能够通过，在进一步的面试中仍存在身份被接纳的障碍。可以想见的是，个人层面的举措是很难突破大环境的，而这种难以融入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必将带来多元主义欧洲的崩塌，经济机会的缺乏或多或少会推进极端化在欧洲乃至全球的蔓延。鉴于此，欧洲各国采取了形形色色的政策举措来促进穆斯林的融入。

针对语言所造成的融入障碍，英国政府规定所有的穆斯林女性移民在进入英国两年半后必须接受英语基本水平测试，如果不通过则面临被强制出境的风险。为了帮助这些女性尽快能够掌握英语，英国政府拨款2000万英镑用于开设各种英语语言类辅导班。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促成穆斯林群体融入主流社会。但是，卡梅隆政府的这一做法立即引来了巨大的社会批评，其中英国著名时事评论人黛博拉（Deborah）就指出，强迫穆斯林女性学习英语是对她们自由权利的剥夺，更是对广大女性的歧视。她认为，在当今的情形下，穆斯林妇女是解决文化冲突的一剂良药，而卡梅隆政府恰恰犯了战略性错误。不仅在英国，丹麦政府也规定年龄到达三岁的移民幼童必须进行丹麦语测试，未达标的幼儿还需接受语言课程的培训。如果父母拒绝测试或培训，那么这名幼儿的社会福利就会被中断。

针对就业中的歧视现象，法国政府也进行了多种尝试来克服这种工作机会上的不平等，包括推行匿名简历制度、强调反歧视的训练以及对歧视行为的惩戒，但还是未能有效改善这种情况。英国政府也曾提出过一套匿名的工作申请系统，将申请人的姓名和学校在简历中隐去。有100多英国公司签署了这项计划，专门的软件也被用于这项匿名系统的实施。但匿名招聘系统在英国被接受的程度并不高，由于其在实际中操作性低、造成招聘过程缺乏人性化等原因，很多企业并不看好这种系统的前景，而对于其纠正歧视的效果也有所保留。

如果说欧洲各国政府针对穆斯林的社会政策并没能达到很好的效果，那么一些有关国家安全的政策就更具有争议性了。英国政府于2007年开始执行了一系列反恐措施，目的是将恐怖主义扼杀在摇篮里。但是，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侵犯了个人隐私、或是将一些事实上与恐怖主义没有直接联系的人群纳入了审查对象，扩大了打击面。在《反恐与安全法案》通过后，以上这些现象更是屡见不鲜。比如，英国《卫报》就曾报道，一些学生由于仅在宗教倾向方面发生了变化就被学校报告到政府部门，甚至一些小学在穆斯林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学生获取其家庭信息。但“防范”政策的效果也并不看好，根据英国警察的官方数据，在2007-2014年间根据以上标准被受理的疑似案件多达3934起，这些人群中的大部分是穆斯林，特别是在2012到2014年期间，穆斯林群体的比例占到了56%，但这接近4000例报告中，只有20%的当事人被列为“有被恐怖主义吸引的危险”，需要进一步核查。这个数据也间接显示，以基督教为主体的英国主流社会并没有完全接纳穆斯林群体，并且民众对穆斯林群体持有一种强烈的警惕感。

耶鲁大学政治系教授凯里维斯（Kalyvas，2007）认为，一个特定群体中只有少部分人会出于各种原因与政府或社会对抗，其余大多数则选择融入社会，他们更加关心的是稳定的生活。那么显然地，英国穆斯林群体在现实中不被接纳的处境会让一些本来对政府报有好感的人群开始质疑政府的动机，甚至怀疑主流社会所宣扬的多元主义价值观。长此以往这样的恶性循环势必会让穆斯林的真正融入雪上加霜，使得宗教和族群对立的状况更加恶化。

此外，欧洲各国在宗教政策上差异很大，但也存在着一些针对穆斯林的特殊对待。例如法国和荷兰对宗教的接受程度就大相径庭。法国信奉的是世俗共和主义，即宗教绝对不能进入公权力，不允许公务员被赋予宗教标签，宗教场所也几乎得不到国家资助，宗教活动的开展被限定在宗教领域，政府排斥宗教组织发挥社会功能。荷兰的宗教政策则就较为宽松。比如，除了在一些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总体上国家是不能干预宗教事务的；而且，基于不同宗教所建立起来的各种组织（学校、医疗机构、工会）都在发挥着积极的社会功能。此外，各国针对不同宗教也有一些区别性对待，有时在一个国家内部也会有差别。例如在德国，所有16个州都允许基督教和犹太教团体征收宗教税、允许学校开设宗教课程，但允许伊斯兰团体在学校开设宗教课程的只有柏林城市州一个，并且只允许在一个特定学校开展。在比利时，伊斯兰团体在1974年被纳入官方认可体系。一旦进入这个体系，宗教团体就可以享受免税、获得官方资助、国家支付教职人员工资等优待，但目前也只有一所伊斯兰学校受到了国家资助。

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欧洲穆斯林移民群体既面临身份认同的变化、也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转变。在这一调试过程中，移民群体的特殊性与当地主流社会价值之间存在着不相融合。从另一个角度看，欧洲各国政府也面临着巨大的管理压力，陆续出台各种政策试图促使穆斯林群体的融合，弥合矛盾。但是在价值多元、利益多元的结构中，特定的政策总是难以使所有人满意，甚至会造成政策灾难。各国的尴尬还在于引导和强迫之间的界限不明，一不小心就会把中间人士推向极端。如何在防范恐怖主义的同时避免伤及无辜，起码当前看来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政治文化的实证经验告诉我们，如果社会群体间能够自然加强交流、增进了解，那么移民群体的社会资本就会提升，最终促成整个社会的融合。欧洲穆斯林群体如何更好地与当地社会产生良性互动需要各方的积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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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英杰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