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健康长三角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张录法教授接受上海广播电视台《众志成城防控疫情特别报道》节目邀请，就该节目观众关心的疫情相关问题进行了专业解答。

专家介绍 · 张录法

管理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健康长三角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卫生政策及社会保障。

迄今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科项目以及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项目课题。公开出版学术著作6部，在《中国行政管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向中央和地方报送内刊10余份，媒体发表文章30余篇。指导多项大学生课外实践项目，分别获得第十四届、十五届挑战杯一、二等奖。曾荣获上海市第六届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二等奖、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上海市教学成果二等奖；曾荣获上海交通大学首届教书育人三等奖、上海交通大学优秀教师一等奖以及上海交通大学晨星学者等荣誉称号。

互动问答

Q1 2月25日，湖北省新增确诊病例401例，其中武汉市370例，湖北省以外新增确诊5例，您怎么看待这组数据？

张录法：五例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这表明我们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尤其是我们一些最美的逆行医护人员的辛苦努力下，我们现在的局面可以说是可控了，但现在还不能说胜利已经在望。

Q2 我们都知道，包括农村社区在内的基层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线，只有把社区这条线防住了，才能够有效切断疫情扩散和蔓延的渠道。同时，各地还面临着返程和复工复产的压力，人员的流动也越来越大，防控的压力也随之增大。您认为各个社区应该怎么进一步做好防控疫情的工作？

张录法：我认为有两条：

第一条就是要依靠群众。德国学者滕尼斯提出社区这个概念，其含义就是说社区是每一个人的家，而不单是社区干部或者是基层干部的家，如果认识不到这点，防控疫情这个事就做不好。所以，我们首先要依靠每一个群众。社区里面有共产党员、社区达人，还有这几年社区有很多自治的组织，尤其像去年上海垃圾分类开始以后，我们有很多的组织都在讲如何更好地分好垃圾这样一件之前没有做过的工作。我们认为，其实这种经验完全是可以用在防疫上，如果大家可以在组织里面一起探讨如何科学防疫，那么居家隔离的同时，还能有温暖、有乐趣，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条，还是要科学防控、联防联控。现在所讲的防疫不是一刀切的封闭，其实还是要在“动”的前提下。但现在有很多人为的划界而治，其实就失去了联防联控的意义。另一个是我们要科学防控，不能走人海战术。我们要充分利用好现在的一些技术，做到精准地识人辨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动态地进行管理，而非隔离式的封闭管理。

Q3 您的意思是，我们所谓的基层社区防控不应该就等于街道居委会、物业的极少数人员来防控，是吗？

张录法：毫无疑问，应该是社区的每一个人都参与。如果每一个人都不服从领导，不主动去做一些干预的行为，防疫这件事是做不好的。所以每一个人一定要有主人翁的精神是特别重要的，尤其在疫情的背景下。

Q4 您认为家庭医生在我们生活中的角色是否需要调整改革？在疫情期间，家庭医生是不是能助力疫情防控呢？

张录法：家庭医生制度推行以来，这几年应该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尤其是针对一些重点的人群，比如说在老年人或者是慢性病人群的管控上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但在疫情面前，因为没有特定的易感人群，所以要求家庭医生要做全人群管理。当然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家庭医生是短缺的，本身就短缺，如果管理全人群的话就更短缺。但要做到全人群管理是家庭医生制度的目标，也是接下来一个要做的重点。

Q5 其实对于上海来说，前一阶段基层社区的相关工作，为阻断疫情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支撑。您觉得接下来，如何让基层的医疗机构、社区医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张录法：让社区来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一次疫情给我们一个非常好反思。其实当疫情发生的时候，如果说社区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的话，可以做到几点：

第一，分级分流，就不会出现所有的人都扎堆跑到医院的情况，这对于传染病的防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能防止扎堆交叉感染；

第二，方便可及，因为大医院往往比较远，所以在路上这种折腾，再加上排队，就能造成身心疲惫。很多人本身就已经有点症状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免疫力又下降就会导致很多预后效果很差。

第三，信任和熟悉，社区最大的优势是贴近家，所以社区医生跟很多人是比较熟的，所以他给你的经验和指导，你肯定会认为他讲的是对的，但是如果一个陌生人告诉你要做什么，你可能就不一定相信他。

而且在社区的疫情防控中，这几条医院可能都不一定能够达到。接下来该怎么做？首先，社区医生的短缺还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国家的分级诊疗制度提出要社区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和上下联动，这几条其实现在有些正在推进，但应该说还在路上。其次，我们要适当对医院有一定的约束。这次疫情我认为做得比较好的一点是全预约，其实这个工作我们一直在提，因为全预约以后会控制人流，降低院内的感染。所以我希望一些好的经验要坚持下去，希望三级医院将来能够基本上实现全预约，当然相关制度也要跟上来。

Q6其实我们都知道，当下疫情防控的阶段和平时的情况是不完全一样的。现在疫情的状况让社区医院、社区卫生中心得到了很大的重视，这个会不会促进完善分级医疗制度？

张录法：我认为毫无疑问是对的。因为很多改革，其实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但是就需要一个契机和窗口期。原来要求大家先到社区去首诊，但是很难做到，因为不能强制，也不能只靠经济引导，因为公立医院的挂号费本来就不高。这次疫情可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因为大家认识到，社区本身是很重要的。而且，医院有它的局限性，不要大病小病都跑到大医院去，可能会到来一些负面的效果。

Q7其实整个医疗资源的配比也是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们知道疫情爆发的初期，重点地区的医疗设施、数量和规模都是严重不足的，有能力诊疗和收治的医疗机构也比较少，那么社区医疗机构的作用就很难显现了。其实这从某种程度来说，也会进入一个不良的循环，越是资源少，民众的信任感就越低。引发马太效应以后，有可能会为社区医院接下来进一步的建设带去一些问题，您觉得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张录法：关于卫生资源的资源配置，我们之前一直做这些研究，发现其实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卫生资源的配置呈现出中心城区强、郊区弱的状况。新医改从2009年开始到今年已经第11个年头，但有些地方没有改变，比如这个趋势，其实还在集中。

第二个就是从医疗机构本身的层级来说，一直存在医院强、基层弱的状况。当然这个状况是国家一直想要改变的，也做了很多探索。如果想抓住这个契机，那么首先，医院可能要适度控制，尤其不能让医院做医备竞赛，比如大医院总是盖高楼，总是买一些高精尖的设备。因为最后还要有足够的患者才能撑起这个设备，所以它就变成了一种虹吸动力。其次要充分利用相关机制，比如这几年推动的医联体、医共体，能够让社区和医院存量不变的状态下，能够尽快地先联动起来。再次就是充分利用新技术，比如智慧医疗、远程诊疗。这次疫情期间，大家看到在线诊疗的上升是非常快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借着这样一个契机，能够进一步推动社区医院在远程医疗上的发展，实现弯道超车。

Q8在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中，您认为及时准确地公布数据会对防控工作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您怎样理解“在没有特效药的时候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疫苗”？

张录法：恐慌是人类一种的正常心理。恐慌主要来自于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一般来自于两种，第一种是对结果的不可控，所以试想这一次疫情，如果针对这个病毒我们有特效药，而且还很便宜的话，我想大家可能就不会那么恐慌，但这个前提不存在。第二种就是，信息的对称性或者是完备性，比如说有人晚上会很害怕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开灯或者手电筒。所以及时准确的信息，就像黑夜里的一个手电筒，虽然不贵，但却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好的引导。公开透明的信息，也能及时制止一些谣言的传播。

Q9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大数据，现在全国各地推广了一个健康码，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输入自己的一些行动轨迹，就能得到一个健康码，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数字化的支撑。您怎么看待健康码的推行？

张录法：健康码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当然它的理念并不复杂，其实就是一个健康的电子身份证。健康码的意义在于：第一更高效，原来可能要重复填几个，这一次是一个统一信息，一个码可以多用。第二它是动态的，能随着你情况的改变而改变，比如说你居家观察，原来是红的，14天可能变成黄的，最后变成绿的，这就非常好。

当然，现在健康码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首先，我们没有把所有的信息关联，比如说我原来是绿的，但我今天去了一趟高风险的地方，那这个改变有没有及时呈现出来，目前可能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所以未来把所有的信息关联以后，健康码可能真的会成为一个随身的电子健康身份证。

Q10像您刚才所说的，其实各个行业或者各个领域，它在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当中还是存在一些壁垒的，您觉得什么样的状态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张录法：以上海为例，上海其实一直在做一网通办和一网统管这两件事。这就必须要打破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还得把企业的数据、居家的数据、社区的数据等这些所有的数据都整合在一起，一网统管才有意义，但这确实有难度，需要一步一步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