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视角】第八期 专家：

碎片化的政府管理和行政区划的壁垒，无法面对日益复杂的跨部门，跨区域的公共政策挑战。正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其2011年国情咨文里所调侃的，“淡水里三文鱼由内务部负责监管，海里的三文鱼有商务部负责。我听说，一旦三文鱼被腌制，情况会更复杂。”

区域性公共政策议题，面临三个维度的集体行动困境，分别是跨区域、多种问题相互影响以及不同部门执行的公共政策相互的影响。以第二个维度为例，通过研究泛珠江三角区域合作省际协议网络，我们发现环保和经济发展的网络高度相关；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环保问题也随之提上政府间的工作日程。这三个纬度可以用来衡量区域公共政策的复杂程度，涉及三维的为最复杂，两个维度的次之，只涉及一个维度的相对简单。

解决复杂的区域政策难题，需要跨行政区域的合作，可以呈现出四种模式。一是自上而下的强势整合，设立区域一级的领导机构，整合协调，类似建国初期的行政大区；二是自上而下的要求加强平行合作；三是多层级政府的合作；四是地方政府平行自发形成的合作。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更像第二种模式。

组织间网络理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我们的研究揭示了从2004年到2015年，以府际协定形成的长三角区域合作网络，包括区域政策协调网络和政策执行网络；其演变，从一开始的松散的结构，发展到现在的紧密的联系。来自三省一市的政府官员，合署办公，成立长三角合作办公室。从网络治理的角度，是一种网络管理型的结构。将来可以研究其内部的工作流程，协调机制。

区域合作受到对称和非对称因素的影响。对称因素包括：相邻地理位置，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平等的政治，行政地位，相互的资源依赖程度。非对称因素有：地理位置不相邻，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不平等的政治行政地位，不对称的资源依赖程度。现有研究并没有进一步梳理对称和非对称因素。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例，可分为高对称经济发展水平，低对称经济发展水平，及非对称经济发展水平三种情况。可以实证研究是否高对称经济发展水平比不对称经济发展水平低更易推动区域合作；而非对称经济发展水平比低对称经济发展水平更易推动区域合作？

现有研究更多的关注上诉客观因素，忽视了地方政府的主观合作意愿。未来的研究，要考虑开发一些测量主观合作意愿的指标。

尽管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立在江浙沪三省一市的交界处，然而研究和实践也要关注如何促进地理位置不相邻的地区间合作。事实上，上海和长三角不毗邻地区一直有“飞地合作”的传统，比如，上海在安徽建有白茅岭劳改农场，在江苏有梅岭钢铁厂。这种“飞地合作”也应当是未来长三角一体化的可行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