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 钟杨 王奎明）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在当前复杂社会的治理背景下，如何保持城市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会治理格局，亟待在治理思维、治理平台、治理机制、治理项目和治理文化等方面做出新的探索。

10月29-30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国人居署、世界银行共同主办，以“全球城市·精准治理”为主题的“世界城市日”主题活动之一“2017全球城市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论坛期间专门设立了“城市治理与社会参与”专题论坛。来自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四川大学、同济大学、英国利兹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和上海市社会工作委员会的实务界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从政治学、公共管理、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对城市社会治理的关键议题和治理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政策研讨。

聚焦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

四川大学姜晓萍教授认为城市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空间，城市更多强调的是人的问题，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和人的生活的心情。作为公共管理研究者，我们之所以讨论城市社会治理，就是探讨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四川大学夏志强教授则认为城市治理问题的思考必然要涉及到治理主体、治理课题、治理方法等等。

对于城市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姜晓萍认为城市社会治理具有系统性、包容性、公共性和协同性的特质，她结合前沿的文献计量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当前城市社会治理值得关注的主要议题：包括研究城市社会治理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城市社会治理研究的热点是什么？要分析城市社会治理研究的趋势是什么？要了解城市社会治理的学科结构和视角；要明确城市社会治理的导向问题，要构建一个城市社会治理的战略系统等。夏志强教授则进一步强调了要关注依法治理、系统治理和智慧治理等治理理念的同时，重视价值层面的人本治理。

大都市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挑战与治理

大都市集聚了众多人口和资源，也汇集了更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稳定与发展是现代都市治理的核心议题。

上海交通大学陈尧教授与徐剑教授的研究主要回应大都市社会稳定这一话题。徐剑教授通过研究发现：从主要矛盾来看，2016年以前主要是环境邻避问题，之后主要是住房问题。他还关注到，特定区域群体倾向利益抗争，非特定群体倾向权利抗争，而社交媒体传播的普遍是利益抗争。徐剑教授强调城市的精细化治理需要系统思维。对于攸关特定群体的重大利益的政策制定，政府需要相当慎重，必须经过精细化论证。

陈尧教授主要则从人民调解制度的变迁回应了社会稳定这一主题。他认为现阶段人民调解制度扮演多重角色，从司法助手、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组成部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成，再到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人民调解在社会纠纷化解中的角色不断变化。从制度上，人民调解不再依附于司法体系，也开始脱离“大调解”模式而走上了相对独立的发展之路。然而，在地方政府追求制度创新思维的主导下，人民调解走向了制度化、组织化乃至官僚化的发展路径。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邹永华教授则回应了现代大都市如何持续性发展的问题。他围绕着特色小镇对产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展开研究。邹永华教授聚焦了杭州的梦想小镇，通过小镇内部和梦想小镇所在区域的两个尺度，来分析梦想小镇的发展动力。他认为从特色小镇物理空间形态来看，它不仅仅是资本积累的动力，而且还有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动力，也包括新型城镇化理念的落实，当然也包括推动空间修复的政治的力量。邹永华教授认为，每个地方能够为特色小镇所提供的动力是很不同的，如果动力不同，其空间结果和实际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有分析了特色小镇的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之后，特色小镇的建设才可以取得预期效果。

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建设与反思

城市社区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我国城市治理的重要方面。在城市社区治理方面，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着社区治理精细化、社区公共服务等话题展开了讨论。

广西民族大学胡佳副教授认为，社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末端，也是公共服务的前沿。当前精细化越来越成为我们社区治理的一种理念、一种文化、一种目标，是我们基层公众对于社区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的一个客观的需求。当前学术界对于精细化运行是一个怎样的过程解读较少。胡佳副教授基于社区微治理的多案例进行研究，将现在已经开展的社区微治理总结成共商、共治、共建三种经验模式。她认为这些微治理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以全民共商为起点，以全民共建为支撑，借助技术催化，构建起全民共建和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胡佳副教授认为，这种从微观层面的良性治理来激发宏观层面社会治理的活力，必然是社区治理精细化的着力点或者是理性的选择。

南开大学郑飞北博士则是探讨了社区差异对公共服务的影响。他认为城市是一个高度分化的体制，其中穷人生活在比较穷的区域，富人生活在比较富的区域，而众多研究只看到了区域之间的差距，没有注意到同一个城市区域内不同社区之间享受公共服务的差异。郑飞北博士通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选择了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通过研究郑飞北博士发现，与商品房社区相比，居住在老旧社区和单位社区的人，对义务教育的评价是比较负面的，没有那么好。商品房社区的居民对公共服务的差异比其他社区的居民的评价更好。他认为未来开发中，需要考虑到所开发地区在公共服务配置的过程中对公平的影响，不能单纯考虑到这个小区是新开发小区而保证它有最好的学区，这样会让相对来说已经比较穷、比较落后、比较糟糕的社区，更没有机会获取比较均等的优质教育资源。

城市社会治理新机制的借鉴与探索

城市治理的机制优化是提升城市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清华大学的祝哲博士、同济大学翁士洪副教授，以及大连理工大学的李燕博士关注了城市治理中的创新机制。

祝哲博士核心探讨的是，在智慧城市倡导之下，如何用领导力的因素促进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她以北京和上海两个最不相似的案例证明了领导力在PPP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建议实践部门有更开放的心态，和这些社会组织牵手，进行多元化的治理，更能够体现我们城市的协同性务。同济大学翁士洪副教授，主要探讨了社区慈善基金能否作为一种新型的跨部门协作来理解。他认为CSC（跨部门协作）是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部门，来共同提供公共服务。而通过对中西方多案例的比较分析，他发现中国的社区基金会与西方IPSP模式相比自主性还有待提高。因此他建议今后加强社区基金会的自主性，包括参与多方的力量、创新、资源分享以及风险分配等。

李燕博士主要进行了众包机制在城市治理里面应用文献的回顾，并以此对未来城市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她认为众包是一种在线的分部式的问题解决和服务或者商品的生产模式，把以往由一个组织内部应该完成的任务，通过公开征集的方式分派给一些不特定的人群。美国的开放日政府计划和英国政府2.0计划里面都有涉及到众包机制。但是众包项目的实际效果目前还未达成共识，并且还面临数字鸿沟、数字恶意使用以及政府自身接受度的问题。来自西北师范大学的王莹副教授，则核心关注到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应强化以内容为中心的数字化整合，她以城市博物馆中的数字化应用为案例，阐释了公共文化服务中应以技术化手段，减少资源的重复和信息的冗余，挖掘潜在价值扩展信息范围和领域，丰富信息传递的层次，增强形式多样性和趣味性。

 文章来源：人民网-上海频道

图片来源：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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