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霏|地域社区和市场主导的城市复兴 ——地域竞争时代大阪的新型城市引力场
Release time：2019-05-13 15:00:00
作者Geerhardt Kornatowski，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日本）；Jeon Eunhwee，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日本）；Johannes Kiener,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日本）；译者周霏，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摘 要:本文旨在通过运用Andy Merrifield的“新城市问题”概念，对主导大阪市城市复兴运动的各种不同主体作出分析、说明，并探讨内在的问题机制。近年来，大阪已经有了一些新的地方性做法，如小规模的商业主导地区的品牌企划、艺术主导以前的工业地区再生。但这些新的趋势大多数不能仅仅由“士绅化”这样的流行概念来解释。本文探讨了大阪市政府多年来逐渐从直接供给（即集体消费）转变为市场和地域社会主导型供给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影响。这样的转变可能已经激发出社区再生新的、创造性的实践，而地域间不断增加的相互竞争、自我负责的压力，在未来也可能催生新的问题，尤其是在大阪持续的老龄化和人口萎缩的情况下。
关键词：城市复兴 地域（社会） 新城市问题 大阪
一、引言
本文以探讨现在大阪市内若干个地域社会中逐渐形成的“引力场”背景作为目的，采用城市社会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的“城市问题”概念与批判地理学者的Andy Merrifield提出的“新的城市问题”概念，分析从市政主导的城市开发模式，到民间或地域主导的城市再生模式的现状，特别关注的是旧建筑的翻新、整修和艺术改造。首先，介绍了位于丰崎中崎町附近的长屋的翻新和新住民（外来者）在此地域社会里的作用。其次，对于北加贺屋的旧产业地和梅香四贯岛的艺术家与民间的活动进行了评价。在丰崎中崎町附近，市民再次发现了位于城市内部的劳动生活的使用价值，这种再利用吸引了新的外来者到访。在北加贺屋与梅香四贯岛地区，由于产业开发下降，将艺术作为创意产业育成发展显著，特别是以大地主牵头的形式。今后的课题重点在于调整地区自身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也就是说，是考虑在不安定的市场中如何去展示自我，还是重视市民生活环境最低限度的平衡问题。
二、 聚集在长屋的“现在”和“从前”的外来者
（一）开放长屋的景象
狭窄的小巷被林立的长屋夹着，道路土壤柔软，路旁生长着绿色的杂草，小巷里孩子们在奔跑，大人们在路边注视着他们。投影仪中放映的这些城市生活景象如今很少能看到。播放投影的会场位于一处旧式长屋一角的榻榻米房间，之前参与长屋翻新改造的大学工作人员、地主、租户以及游客都坐在垫子上倾听。送外卖的店员穿过咯吱咯吱的走廊端来咖啡。
以上是丰崎长屋（大阪市北区）在“开放长屋大阪2014”活动期间的一个环节。这个活动从2011年开始举办，一年一次将大阪市内重新翻新利用的几处长屋建筑向市民开放。这些木结构的长屋不只是被用于参观，而是被重新改造后活用作咖啡店、画廊、手工作坊、针灸院、活动空间等多功能的场所。像这样将城市里被认为“寿命已到”的老建筑，通过地域空间再生的理念被重新附予其新的文化价值。“从草根开始”的运作，是下文将要介绍的此花区的案例，从这个案例中也能解读出其他地域的问题。本文将探讨长屋地域再生活动创造出了怎样的价值，并探索现在城市空间中存在的问题。
(二)对于以前住处的怀旧或“真实性”
关于开放长屋所寻求的价值，研究丰崎长屋的藤田忍作了以下评论：
从关东地区来的访客会问到“啊！长屋有保存的价值吗？”……我非常想大声的喊：如今的大阪，虽然有老旧、狭窄、贫瘠的长屋，但是也存在着宽敞、传统且设计漂亮、气派的长屋；而且，长屋建筑不限于以栋为单位，还可以是夹杂在绿植与花草的小巷中、面对面或连排着的多栋长屋。（下划线为笔者强调）(藤田忍，2014:1)
在这里长屋的价值，除了传统建筑角度“美”的光环外，还有像下划线所强调的——从人们的生活中附加出来的、休闲的草木色彩和地域固有的特征。那是记忆了从前的美好时光、描绘了失去的一种景象。类似的措施在中央区的空堀地区也进行着。在西成区开展的“电流断路器”艺术项目“从近年来的再开发项目中脱颖而出，在此项目中有一如既往的街道和人情味，保留着昭和时期景象……的城市风景。(竹内厚，雨森信，2011:7)”这有着与开放长屋相似的感觉。
这样的感觉可能被称为“怀旧”。但是当从这个地域以外来的人来担任“草根”翻新工作时，实际上他们不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对于旧建筑本身的情感价值观方面，大多不被那些体验过当时生活的居民（以下称为旧居民）所认可(柴田和子，2006:5-17)。如下文所示，这些外来者要有对此地域特有的亲密和神秘感作为融入地域社会的原动力。
就在离大阪站步行10分钟的地方，保留着大大阪时代的铜木板葺屋顶箱子屋檐的长屋，它们变成了时尚可爱的咖啡屋和杂货店。穿梭在狭窄的小巷时,这些店铺会突然出现，让人感觉像是寻找到了秘密基地那样的不可思议。也有手持地图或杂志的年轻女性经过。（下划线为笔者强调）(藤田忍，2014:1-2)
美国社会学者莎伦·佐金（Sharon Zukin）用authenticity（真实性）这一词语，对这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做出了说明。据她说，是因为人们对某些有来由的东西有一种渴望，所以用这个翻译为“真实性”的词语来表达。通过这种项目来到旧城保护区的外来者，他们并不是为了追求以前的生活方式而来，他们一边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带到此地域社会，一边享受对那种有来由的生活的“感觉”。地域的变化正是由这种新生活方式带来的。对于他（她）来说，那才是使其从古时代中重新发现美的价值的创业机会，同时，也为长期烦恼于维持管理旧建筑的地主、施工企业、房地产商带来经济效应（内田奈芳美、真野洋介译，2013）。
其结果是，成排干净的小店铺和工作室招来顾客，的确像这些外来者所强调的，就像被其同化了的地主、开发商们那样，给予一些衰退地域注入了活力，也为高龄者和旧居民带来了与年轻外来者交流的契机。但是，了解以前地域社会的高龄旧居民与体验未知文化的年轻外来者之间的交流，这种模式对旧街道以及新旧居民两者之间浓厚而多彩的互动也是一种制约。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高龄者、年轻者到底是什么人。
（三）培养多样的外来者的土壤
研究丰崎长屋的小伊藤亚希子发现，居住者们从战前就代代居住在长屋中，在这个区域经营曾经繁荣一时的针织品家庭作坊，为了接待孩子、亲属以及手艺人的来访，长屋的内部格局和内饰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小伊藤亚亜希子等，2010:156-168）。另一方面，从西城区开放长屋的地主中了解到，长屋的经营方式是以出租为主。这两个案例都是以低廉的价格将长屋出租，这提高了建筑的利用率，也使得长屋按照居住者的需求进行了改造。
现在的“空”建筑及其详细分割的房间布局，可视为是大阪从大大阪时代到高度成长期，在急剧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中，接收周边区域劳动者居住的结果。特别是在战争结束后的近代大阪城市史中，在现在的JR大阪环状线沿线及周围，市内的大小工厂和其他城市杂业工作吸收了大量外来务工者,这些地域成为接纳低收入者的地方。上世纪60年代以后，那些曾经生活在长屋的人们在棚户和郊外开发的时代，由种种途径逐渐被分化。在这里，我们尤其不能忘记的是，除了底层劳动者以外，在这个地域里曾分别集合了在日朝鲜人、冲绳人、被歧视的部落居民、短工劳动者。这些便利性高的廉租房为接纳新来者被增建和改建，他们的生活铭刻在此（水内俊雄，2004:22-58）。
此外，根据Zukin的描述，“真实性”是通过一天天的居住生活和持续劳动所形成的，它也是人们对于地域社会永存的渴望（内田奈芳美、真野洋介译，2013:16）。这里她意识到，在英美大城市的内城区，白人艺术家进入旧房再生的过程中，一定会发生地价的上升，随后这里的旧居民及艺术家被迫搬离（Zukin,1987:129-147）。此时，因住处被夺走而形成的渴望——这是一种因旧居民及艺术家所开展的有地域特色的生活和劳动，而在地域/城市中植下了根的那样一种精神渴望——这种真实性的精神因素被Zukin视作为“真实性”的由来。
再次回到本文开始的场面。通过孩子的照片让我们联想到的，是印象中作为外来者进入本地域的旧居民。奔跑在小巷里的孩子和温暖的注视着孩子们的成年人的身影，他们拥有的怀旧之情是战后经济发展期家庭中爱的感觉。但是，实际生活在长屋的人们是作为低收入者聚集在此的外来群体，长屋不仅是他们的住处，也是家庭作坊和贩卖物品的地方。新来者想要找到的是那种长屋与他人的关系性，而其作为生活/劳动场所的一面往往被忽略。
尽管如此，在那个场所、那个时间看的照片，从家庭的和睦生活到商业经营，暗示着在此存有各种各样的复杂事物相互纠缠。不要把“真实性”作为伤感的对象，将想象力充分发挥出来，应看到对象的背后，那个场面可能是来自各地的外来人振兴地域的样子。将大阪的城市老建筑活用起来，从城市内部积累下生活的回忆（“真实性”），甚至得出居民对于权利的渴望，从这样的角度来可以重新思考这些原本是要被拆除、“没有保留价值”的长屋的真正价值。
三、 新田开发所产生的特色化城市建设
（一）新田地域大地主的独特作用
接下来把目光移到港湾区。以江户时代大阪的财富积累为背景，由几位市民开发的市民承包新田地域，提供了有助于之后大阪城市开发的独特的土地基础。随着明治以来的近代化发展，大阪湾浅滩不断被开垦而形成的新田的农业生产随之荒废。取而代之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波及该地域，为满足已经在大阪近代产业发展中积累了财富的企业和人们的土地需求，大地主积极地推进了土地开发事业。这里要介绍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近年的后工业化时代，当地大地主在城市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其中一个是在此花区梅香四贯岛经营不动产的政冈土地公司，另一个是住之江区北加贺屋的千岛土地公司。
四贯岛新田（现在的梅香四贯岛）的土地在1879年被政冈德兵卫所获得。当初是农田，明治后期，其周边的大工厂迅速发展起来。沿着正莲寺河边，大地主们在1919年成立了大阪北港公司，通过充实北港、开设运河、开发住宅等等推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到了大正时代，被称为“西六社”的大工厂群在这一带成排建设（小田康徳，2009:3-22），许多吐着黑烟的烟囱耸立起来。由于建设工厂的工人住宅需求增加，四贯岛新田建造成住宅地，并在1907年设立了政冈土地合资公司（由1937年的政冈土地公司改组而来）。该公司不仅开发住宅用地，同时也将一部分土地捐献为学校用地、市内电车用地和道路用地等等（大阪市此花区役所编，1955:40）。
此外，北加贺屋新田在1879年被大阪市伏见町的贸易商芝川又右卫门所购买。1897年，第一次大阪市域扩张，位于芝川即现在的大正区的新田的一部分区域被编入市内，同时也开始了大阪港的建设。因此，沿岸新田地区的地价飙升，1912年芝川家创建的千岛土地公司成为了土地公司创建的高潮。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船舶需求的增加，木津川沿岸集中建设了多家造船所，其中1919年北加贺屋在此建设了8所。之后在其腹地，虽然铺设了市内电车，发展了地域规划，但在战后结束的一段时间内，农田和芦苇丛生的湿地还是广阔一片。从1955年起，随着千岛土地填埋事业的发展，工厂和住宅用地迅速扩张（千岛土地公司编，2012:36-40，60-67，90-91），形成了劳动者的城市。
上述地域战前和战后的城市化都是由大地主建设支撑的，这反映了大阪市港湾地区的工业化和与其相伴的经济成长。
（二）被艺术改变的劳动者的城市
1970年代后期，大阪市产业构造改变导致工厂搬迁与撤退，这对以工厂劳动者为据点的地域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原本富有活力的、劳动者的城市开始出现经济萧条和人口老龄化、减少等问题。在这里我们将关注推动地域活性化的大地主的动向。为了应对土地市场的长期低迷和沉滞，千岛土地与政冈土地自2000年之后开始了新的措施。
1988年，当北加贺屋名村造船所遗留下来的码头、工厂及占地42000㎡的土地返还给千岛土地时，脱工业化成为了最大的问题（图1）。遗留下来的场地10年以上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用途因而被荒废，直至2004年被改造成艺术据点，为地域带来了新的发展。同年，当地开展了“NAMURA ART MEETING”，3天内吸引了数百万参观者的到访，他们相互讨论名村造船所的未来。由于此次活动，北加贺屋一举成名。2005年，造船所旧址改名为“创意中心大阪（CCO）”,成为了戏剧、舞蹈、音乐等创意活动的据点。2007年，该旧址被日本经济产业省认定为“近代化产业遗产”，知名度再次提高。
2008年，将北加贺屋作为文化与艺术据点的再生项目“北加贺屋创意村构想”启动。先是将劳动者旅馆转变为艺术家住宿设施的改造活动“AIR（artist in residence）大阪”，2009年开始了“空房再生项目”活动（大阪市此花区役所编，1955:128-133）。因工厂的撤离和高龄化，建筑物的使用权已被归还给千岛土地。1972年地铁四桥线延伸至北加贺屋，直接与大阪的中心街连接，区域便利性增加，周边住宅的租金也随之上涨，但这些房子还是以相对便宜的租金提供给了艺术家们。在这些项目中，艺术家可以自行改造建筑，在退居时也无需恢复原貌。对于追求建筑多样性利用方式的艺术家来说，这样的举措非常具有魅力，建筑因而改造为住所、艺术相关的工作室、画廊等等（北村智子，2014:266-271）。现在像这样以艺术活动为中心被再利用的工厂、仓库、住宅等共有29处。
与脱工业化导致人口减少的北加贺屋相比，政冈土地对于梅香四贯岛的开发稍微晚了一些，于2007年以“此花艺术农场”为名开启。“此花艺术农场”的目标是“为有志于创造活动的艺术家和设计师提供聚集的场所，将他们的活动与本地域链接起来，致力于塑造出有魅力的环境”。活动内容为旧建筑的翻新改造、开展活动、开展建筑物的改造讲座等，并通过给予建筑物新的用途招揽新的租客。特别是在2008年，以艺术家藤浩志在此开展活动为契机，梅香四贯岛被广泛熟知，成为了艺术文化的据点（上野信子，2013:59-61）。此外，2009年阪神难波线开通后，该区域的千鸟桥站与难波相连，交通更为便利。
用于艺术活动的建筑主要由政冈土地提供，这些建筑是由土地公司返还回来的、市场价值较低的建筑，或是当地的不动产公司难以出租的房屋，他们以低廉的租金提供给艺术家。这样的旧建筑由艺术家改建后，成为住所、工作室或是可出租的空间（图2）。这些建筑改造自由、退租时无需恢复原貌，有时还可得到政冈土地相关工务店和咨询公司在改造和施工上的支持。为了保障创造性活动的继续进行，艺术家们当日的饮食、场地等均由工务店和咨询公司免费提供。对于翻新后建筑，基于“街道的样子，需要实际居住后才能体会”的理念，他们也提供试住体验。“此花绽放”或者每年开展的“找到了！此花”等活动也是为了宣传艺术。这些活动，对于艺术家是展示自己的机会，也成为了梅香四贯岛的广告宣传栏。
这两个大地主的实例是通过利用艺术来解决由于工厂转移、撤退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减少局部经济低迷。返还给大地主的旧建筑以低廉的租金，灵活地提供给有不同需求的艺术家，可以说是将地域营造成了宣传艺术的据点。
图2梅香地区的改造实例
（照片来源：作者）
四、 大阪面临的“新城市问题”
（一）应该以怎样的城市作为目标？
现在，“城市再生”与“地域活性化”等成了媒体的热门话题，就好像大城市正面临某种困难危机，而城市里的各个地域社会不能不出来担当救世主一样。。由港湾地域的事例来看，如果我们着眼于具体担任地域振兴工作的主体，无论是人还是当地商业，，我们都不难理解，城市与各个地域这两个方面，都是很重要的关键。但是，像梅田北边、阿倍野、西城区那些大规模开发区，开发只关注到了有问题的地域应该以怎样的城市面貌作为目标，但对于市民来说，他们想成为怎样的“城市人”——这类的设问通常很难被提出。
城市的未来固然很难想象，但包括大阪的事例在内，在发达国家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同样的社会变动。从2011年开始“占据华尔街”、2014年香港学生举行的“雨伞革命活动”的事例来看，以城市为舞台，为了市民、居民共有的街道，“占领运动”成为最近几年世界性的现象之一。对于这样的变动，我们愿意为其在改变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确立地位，并发现其意义所在，不过，为了这一目标，比展望将来更重要的，是首先要对此前的城市化过程、以及各地区的演变过程作必要的思考。
那么，城市化为何会成为全球性的现象？其中，为什么在各个时代，“城市问题”“地域问题”（即Urban Question）总是不间断地发生？为了理解这个问题，遵循城市社会学的看法，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城市（空间）生产是怎样的过程（图3的第3部分）。在其基础上，本文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明确了大阪的各个地域中产生的现象，及其在更大的城市空间中的整体定位。
图3 地域间竞争时代大阪的引力场生成
（二）旧城市问题
不用说，在我们面前存在的被称为“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是复杂的，也是不同的历史重叠的结果，各个地域也由此形成。但是，在当今社会，如果考虑什么是基础时，一定是经常被作为话题的经济成长点。它的推动力就是“资本”这一作为事业活动本金的资产，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投资活动，本金产生更多资金的过程。支撑这种过程的是具有利润的商品生产循环（流通）消费，再就是决定地价的价值（租赁资产使用地价高涨），以及主要是提供附有利息的贷款。以此出发，如果要思考城市是什么，可以说城市包括将商品快速运送的高速公路和货物空港等的基础设置、在城市中心运行巨额资金的金融商务区和商业区、负责生产商品的工业地区，城市将这些商业设施整合起来、使资本积累的平稳运行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城市本身是这种过程的物理性结果。反过来说，城市也是经济成长的本金。我们可以将这种支撑资本积累过程的城市设施的总体称之为“建成环境”（松石勝彦，1990:第8章“固定资本”）。
另一方面，实际运行这些设施的劳动者就是理论上的“劳动力”，城市也有支撑这些劳动者安定生活（即劳动力的再生产）的一面。20世纪60至70年代，到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迅猛、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此背景下，著名城市社会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关注到市民生活和城市建设的关系，提出了“城市到底是什么？”（‘Urban Question’）的议题(Manuel Castells, 1977)。他观察到巴黎的戏剧性变化，并由此意识到，虽然“城市”是以人为中心的舞台，但它与国家资金支撑的社会政策、公共服务（即公共财产）密切相联。为了能让居民作为健全的劳动者活跃其中，城市担当起人的再生产的角色，这成了城市的核心任务。其中的关键词为“集体消费”（collective consumption），即包括培养具有一定技能的、顺从的市民的教育机构，以及可以提供人上下班的交通设施等等，即所谓“公共设施”。
实际上，大阪是“集体消费”相当显著的城市，例如，利用市里的公共资金所建造的港湾、地铁、水管等牢牢地支撑着市民的生活。通过这样的设施，不仅强化了居民对于国家和市的合法性的认同，而且通过大量消费，支撑经济成长的劳动者也在市民的团结和工会活动中获得加薪，最终社会运动活跃起来，通过“集体消费”进一步达到自我投资。也就是说，在经济成长下，居民与国家、市之间形成了的一种“社会性契约”，这对于城市空间的生产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三）新城市问题
但是，上述的城市逻辑，以及城市空间本身的生产过程，大约在1980年时代以后开始发生变化。其背景为经济低迷，以日本来说，泡沫经济的崩溃成为了决定性的因素。当时，日本已经达到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生活水准也非常高。但是，为了逆转经济低迷，人们所能想到，却还是只有经济发展这一选择项，认为有必要重新创造发展模型。其结果，不是像以前“集体消费”那样注重劳动力再生产，而是增强作为供给方的民间资本的角色作用，也就是将目光转向作为发展绝对条件的利润上。事实上，大转变的结果，是转向了公共设施的“民营化”，同时民间企业也期待政府提供更多的“限制放宽”政策，以让投资活动更加简单易行，，并获得更大利润。此外，发达国家的脱工业化导致产业资本为了寻求更便宜的劳动力而流出到国外（发展中国家），因此出现了城市地域产业的空洞化，也打击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地域不平等差距也逐渐拉大。为了适应这种动向，对于新的资本（主要为服务业和不动产）的转型需求随之而来。为了填补这个鸿沟，城市的再造更新——这一新的促进资本积累的形式——便成了资本的新的宿命。
在此背景下，此前构成城市社会基础的“集体消费”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政策开始将其重点转移到资本的供给方面，“集体消费”的地位开始降低。并且，在劳动力再生产越来越依赖于个人购买力的情况下，究竟采取怎样的对策来保障居民的稳定生活？关于这个议题，作为批判地理学者的Andy Merrifield提出了新的城市概念（Andy Merrifield, 2014）。为了让城市从经济低迷中摆脱出来，包括“集体消费”在内的城市空间被商品化（即民营化），商品的所谓“交换价值”也越发被重视。据此，他提出的构想是在城市内部的各个地域，制造最适应商务活动的空间，或者以“城市再生”的名义规划、配备建成环境，以此促进地域建筑更具效率地（以租借的形式）积累资本。
在生活方面，原来由国家和自治团体提供的「集体消费」，现在不得不由地域社会自己来填补缺口。“城市规划”、“社区设计”，以及上文所述的“地域的宣传”、“地域的美景附加值”等举措成为这些地域的目标。可以说，以NPO为主体的地域福利供给、艺术家活跃其中的文化社区营造，以及许多有着数不清的吉祥物的观光游乐设施的大量涌现，都与尽量活用地域资源的倾向有关。当然，涉及庞大资金运转的商业吸金大战也越来越激烈，今后开设赌场和申办奥林匹克那样的大规模活动作为经济亮点被期待，也可以说是被那些强制性观念所推动的极端的事例。
就这样，通过各种各样的项目，并且在多数能得到（本地）自治区行政机构配合的情况下，地域正担负着自我“活性化”的责任。地域居民也无意识的逐渐增强了振兴地域的认识，更加注重“交换价值”，积极地参加有关“地域活性化”的实践活动。
五、 结语
那么，回到开始的设问，大阪今后应该成为怎样的城市？大阪市民应该成为怎样的城市人？我们不妨参照上述理论来做一思考。回顾从资本积累过程导出城市人的逻辑过程，目标应单纯地定位在与其他地域竞争的“地域民”状态？还是将目标指向由“集体消费”连带的“城市市民”呢？当然，两者界线并不明确。对于渴望在大城市有安定的工作和生活的外来者来说，就像在港湾地区的大地主将旧建筑灵活租赁出去那样，在那里出现了新的生活方式，这对当地的商业也起到了“集体消费”的作用。但是，现在，在城市空间越来越商品化的过程中，当商品的“交换价值”渐渐成为最重要的要素时，对任何人（作为集体消费者）来说尽量确保安定的生活环境，将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使用价值”持续地给予全体居民，这是城市的发展目标。作为保护生活环境的基石的城市市民，决不能忘了坚守这一目标。
本文所介绍的大阪那些旨在让世人了解各自地域优势的民间企业和个人，他们出色的运作在唤醒城市空间资本交换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让某种情绪或感情传递、流转的使用价值。作为曾经的市中心，贫民区整治与郊外的改良住宅小区建设不同，生产与消费的空间没有被完全分离，所以，这一实践及其社会影响还存在进一步考察、研究的空间。这种时候，让人浮想起大阪的一个场面，那是2010年2月在北加贺屋的旧家具工厂举办的美国艺术家PhillNiblock的现场表演。在他独自演奏音乐的过程中，背景影像中同时放映的北加贺屋附近的工厂和批发市场中重复的劳动姿态，将周边过往的年轻人牢牢地吸引了约两个小时。
这个活动也许可以被解释为某种形式的商品化，作为外国人的笔者来说，这是北加贺屋特有的风景，但同时也是世界各地到处都有的那一种“城市=共同”的感觉。就像他人的墙壁是我们街道的风景、而长屋可以被替代为我们的记忆那样，在人的情绪循环过程中，总是孕育着空间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龟裂和颠覆的可能性。将其知难而进地做下去，那意味着这个地域与资本不发生关系，那应该是这个空间的使用者吧。组织这项活动的NPO法人remo是于2009年搬到这里来的。在那之前，remo曾与大阪市协作，将活动据点设在娱乐场Festival Gate中。它的搬迁其实就是由自治体提供的“集体消费”的崩溃，而不是其它（樱田和也等，2007：46-59）。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重申，包括大地主在内的各阶层的市民理所当然会寻求交换价值，而作为“城市市民”集体消费和人的再生产的场所，正由这样的市民在持续地摸索。那可能就是曾经包容了大量外来者的大阪这座城市的引力场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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