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发：《中国行政管理》2026年第5期

作者：吴建南，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席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湘潭大学学术副校长；李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电子政务研究中心）讲师

摘要

“精细化治理”作为中国城市治理实践中生长出来的本土概念，能否构成中国城市治理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本文以上海治理实践为分析样本，系统考察了“精细化治理”的概念生成路径、实践形态与本质规定。研究发现：“精细化治理”经历了从“粗放式管理”到“精细化管理”再到“精细化治理”的概念演变，其生成路径遵循“由事化理”的实践先导逻辑，而非西方理论的中国应用。在运作模式上，上海精细化治理形成了以“一网统管”为运行底座、“多格合一”为组织要素、“治理共同体”为社会要素、“数智融合”为技术要素的三维协同架构，三者相互支撑、互为前提，构成了从问题发现、多方协商到精准处置的全链条闭环。“精细化治理”已完成从实践先导到概念化的完整知识生产循环，形成了清晰的理论内涵和稳定的实践形态，具备与全球学术对话的理论潜力，是中国城市治理自主知识体系中具有原创性和标识性意义的核心概念。

［关键词］ 精细化治理；标识性概念；自主知识体系；城市治理

一、引言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标识性概念的涌现，是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1］在学术发展史上，当一个研究领域开始生成具有原创性、统摄性和辨识度的核心概念时，便意味着它正在从零散的经验描述走向系统的理论建构［2］。标识性概念不是对既有理论术语的简单翻译或移植，而是根植于本土实践、能够解释本土经验、又具备与全球学术对话潜力的理论范畴。［3］它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指向特定的治理实践，具备清晰的理论内涵，具有可扩展的比较潜力。标识性概念的核心在于“本土性”“原创性”与“主体性”——它必须基于本土特色事物，通过原创性建构，实现知识的主体性表达。［1］标识性概念既要避免“独特性湮没”（用外来概念裁剪本土现实），又要防止“独特性孤岛”（本土概念无法与国际学术对话）。［3］这意味着，一个合格的标识性概念必须在“扎根中国”与“对话世界”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精细化治理”正是这样一个标识性概念，它构成了中国城市治理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范畴。这体现在：第一，“精细化治理”不是对西方“精益生产”的简单移植，而是在中国城市治理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中生长出来的本土概念，其生成路径具有独特的实践先导性。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政府要创新城市治理方式，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这些年，我们在城市治理上倡导下‘绣花功夫’，积累了不少经验，要坚持和运用好。”上海自2018年率先启动城市管理精细化三年行动计划，到全面打响“一网统管”品牌，再到2025年推行“多格合一”，走出了一条从制度建构到技术嵌入再到系统重构的演进之路。［4］第二，“精细化治理”经历了从“精细化管理”到“精细化治理”的概念升华，这一演进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从实践探索到理论凝练的知识生产过程。从早期聚焦政府管理效率，到后来强调多元主体协同，精细化治理的内涵在持续丰富，逐渐形成了一套区别于西方公共管理范式的本土话语体系。［5］第三，“精细化治理”在今天的中国城市治理实践中已形成了清晰的实践要素、稳定的分析要素和可辨识的实践形态，具备了作为标识性概念的学理条件。围绕这一概念，学界已经积累了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成果，从要素细分、技术嵌入、组织整合等多个角度对其运行逻辑进行了系统阐释［6］［7］，并对其潜在风险进行了批判性反思［8］-［10］。

一个标识性概念的确立，需要回答三个核心追问：这个概念从何而来？它的本质是什么？它在实践中有怎样的制度载体和运作形态？这构成了本文的论证结构。本文的脉络如下：首先，通过学术史与概念史的梳理，厘清“精细化治理”从实践到概念的生成路径；其次，阐明精细化治理区别于精细化管理以及既有理论范式的本质特征；再次，以上海为典型样本，通过对其近十年治理实践的深入解剖，揭示精细化治理在制度层面的实现机制与运作形态；最后，在与整体性治理、敏捷治理等标识性概念的比较对话中，确立“精细化治理”的理论坐标与知识贡献，论证其何以构成中国城市治理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

二、从实践到概念：“精细化治理”的生成路径

“精细化治理”概念的形成，植根于中国超大城市治理的实践演进，经历了两次关键的概念转变。

（一）第一次转变：从粗放式管理到精细化管理

粗放式管理在认识论上将城市视为可凭经验驾驭的简单系统，依赖决策者的直觉判断和历史经验。在方法论上，它以运动式集中整治为主要手段，缺乏制度化的常态机制和闭环反馈。在组织逻辑上，呈现典型的“九龙治水”格局——部门边界清晰但协同薄弱。在社会逻辑上，市民是管理的被动接受者，诉求反馈渠道单一且处置结果不可追踪。其本质是以模糊经验取代精确知识，以运动式突击覆盖常态化治理，以政府单干替代多元共治。［11］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彻底改变粗放型管理方式”。同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精细化”在中央重要文献中得到强调。上海率先响应，自2018年起接续实施多轮城市管理精细化三年行动计划，以“三全四化”为操作框架，建立标准、划定网格、明确责任。精细化管理的核心贡献在于：它以法治化、社会化、智能化和标准化，将城市从模糊的经验对象转化为可编码、可测量、可操作的制度系统。“精细化”完成了第一次概念命名——它标识了从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型的实践方向。

然而，精细化管理仍有其内在限度。它在主体关系上以政府为单中心，遵循的是控制逻辑，追求的是效率最大化。当市民诉求成为驱动治理迭代的重要力量、社会参与维度不断显现、技术从辅助工具走向与制度的深度耦合时，“管理”概念本身已无法涵盖治理实践的全部维度。

（二）第二次转变：从精细化管理到精细化治理

2017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提出“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这一论述在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中具有特殊的方法论意义——它既是对精细化的肯定，也为精细化赋予了超越“管理”的丰富意涵：绣花需要耐心，需要技巧，更需要“心中有图”。这意味着精细化不仅要关注制度和工具的层面，更要关注价值与导向的层面。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要注重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明确提出了城市治理的精细化要求。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为城市精细化治理注入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内核。2019年至2023年间，“一网统管”完成技术基座的搭建，市民诉求驱动的回应闭环逐步成型，社会参与维度持续扩展。2024年12月，上海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坚持党建引领推进“多格合一”不断探索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新路的意见》，并作为2025年上海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一号文件予以印发，标志着组织整合进入新阶段。上海持续将“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作为核心部署，强调“创新治理理念、模式、手段”，推动城市精细化治理向纵深发展。

至此，“精细化治理”实现了从“管理”到“治理”的概念升华。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从政府单中心的效率导向，走向多元主体协同的价值共创；从制度管控走向系统治理。［12］

（三）“精细化”作为知识生产：中国治理研究的概念化路径

“精细化治理”作为一个标识性概念的生成过程，也是一个知识生产的自主性表达过程。它的概念化不是西方理论的中国应用，而是中国实践的理论凝练。

在西方公共管理知识谱系中，与“精细化”最接近的概念资源有二。其一，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与戴明的质量管理哲学——前者奠定了以精确知识取代模糊经验的方法论基础，后者引入了“持续改善”的闭环逻辑。其二，是丰田的精益生产体系——以准时化生产和持续改善实现效率最大化。然而，这些理论资源的共同底色是“效率驱动”——精细的目的是降低成本、提高产出。它们向公共管理过渡的中介环节是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该运动将质量管理和流程再造的方法论引入政府运作，但其核心驱动力始终是对市场竞争逻辑和政府运行成本控制的强调。［13］

当“精细”进入中国城市治理的语境后，其理论意涵发生了根本性的重构。精细化不再仅仅是管理技术的升级，而是被注入了“人民城市”的价值内核和“绣花功夫”的方法论自觉。［14］更重要的是，中国语境中的标识性概念遵循着独特的“实践先导”生成路径——先有顶层设计和在地实践，再经由学术界的理论加工被赋予超越具体经验的一般性意涵。

这种“由事化理”的知识生产路径，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路径的生动体现。因此，“精细化治理”作为标识性概念的确立，本身就是中国城市治理研究概念化能力走向成熟的一次检验。

三、精细化治理的运作模式：基于上海模式的分析

概念的活力在于它能够有效组织和解释经验。“精细化治理”之所以构成标识性概念，是因为它在中国超大城市治理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可辨识的实践形态。本文以上海为分析样本，系统揭示精细化治理在上海如何有效运作。

（一）运行底座：“一网统管”

“一网统管”是上海精细化治理的基础性运行平台。以上海市静安区为例，“一网统管”集“算法化观测、算法化决策、算法化控制、算法化考核”于一体。在算法化观测环节，平台整合了12345热线、网格员政务APP上报以及传感器自动发现等多渠道问题来源，弥补了传统人力巡查的盲区；在算法化决策环节，基于海量行政记录构建派单字典，通过算法学习拟合出不同问题的“最优”处置方案；在算法化控制环节，通过算法匹配技术对处置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和纠偏；在算法化考核环节，由系统自动生成各单位的绩效排名，压缩了人为干预空间。正是通过这四个环节的算法化改造，静安区实现了公共问题平均处置时间从15.31个工作日下降到8.91个自然日，公众满意率从61%上升至84.27%的显著成效。

在静安区的实践中，“一网统管”的功能定位是“实战管用”——它不只是城市运行的“展示大屏”，更是问题处置的“作战平台”。该区城运中心依托算法平台，将来自市民热线、网格巡查、物联感知的各类诉求统一接入、自动派单、全程留痕，形成了“发现—派单—处置—反馈—评价”的闭环管理链条。浦东新区形成了“1+38+1523”三级联动管理体系，区级平台统筹公安、应急、消防、城管、生态环境等重点部门；长宁区以城市数字体征平台建设为抓手，强化风险预判预警能力。这些实践探索展示了技术如何从辅助工具转化为重塑行政过程的要件。

“一网统管”在整个精细化治理体系中扮演着“技术基座”和“数据枢纽”的双重角色。它为“多格合一”提供信息流转的技术底座，为“治理共同体”提供参与治理的数字化通道，为“数智融合”提供真实鲜活的应用场景。这一模式的实质是“算法化行政”——技术嵌入观测、决策、执行、考核四个环节，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人机交互、权力关系重构等深层变革，这正是上海精细化治理区别于传统科层管理的关键所在。

（二）组织要素：多格合一

“多格合一”是上海精细化治理在组织维度的核心制度安排。传统网格化管理通过将城市空间划分为若干网格单元，实现了治理责任的空间锁定，但城运、警务、综治、党建等不同类型的网格各自为政，导致精细化在基层执行末端出现新的缝隙。“多格合一”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创生的制度设计，它通过组织重塑实现从“划网格”到“合网格”的跃迁。这一制度要求以统一标准整合各类网格，形成“在同一套网格中传递所有信息、统筹所有力量、解决所有问题”的基层治理作战平台。例如，浦东新区率先划分163个综合网格并配齐力量，网格长能够名正言顺“组队”推进跨部门事项。杨浦区控江路街道依托“多格合一”党建联动机制，由网格长“吹哨”、多部门“报到”，快速解决了长期困扰居民的乱停车问题。松江区叶榭镇通过“多格合一”协调机制，成功处置中原菜场沿街路面不平等一批治理顽疾。“多格合一”的深层逻辑是“以平台化打通壁垒”——它不是在既有科层结构之上叠加新的层级，而是通过组织关系的重构，将纵向的条线指令转变为横向的平台协同。这一变革为精细化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组织骨架，使“由谁精细治理”的主体问题得到了制度化的回答。正如一位综合网格长所言：“以前在解决问题中，遇到并非自己分管的条线事宜，总不免有些掣肘，现在就能以网格长的身份出面‘组队’、开会，名正言顺。”这意味着，“多格合一”不仅是网格的物理整合，更是一种组织关系的重构——从纵向的条线指令转向横向的平台协同，这正是上海精细化治理区别于传统科层管理的关键组织创新。

（三）社会要素：治理共同体

“治理共同体”是上海精细化治理在社会维度的核心制度安排。它明确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治理现代化。这一建构的核心意涵在于：它不再是政府单方面的“精准管控”，而是政府与社会共同参与的“精细共治”。在静安区临汾路街道推进加装电梯这一极易引发邻里纠纷的工程时，街道建立了“居民议事厅”制度，搭建由低层住户、高层住户、物业公司和电梯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平台，经过多轮协商将焦点从资金分摊转移到低层补偿方案和施工保障，最终将矛盾转化为共识。浦东新区在综合网格中搭建“格事会”议事协商制度，形成一个无形的协商平台，让社会力量能够参与治理决策。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推动“代表进网格、网格有代表”，号召人大代表履职嵌入综合网格管理。虹口区北外滩街道在楼宇治理中构建三级协商体系——从“楼长—楼宇治理委员会—楼宇治理议事会”，逐级吸纳企业代表、白领青年参与公共事务。这些制度安排共同指向一个目标：让市民从治理的“消费者”转变为治理的“生产者”，从被动的“诉求者”转变为主动的“共建者”。“治理共同体”的社会要素在三维协同中发挥着价值锚定的功能——它确保组织整合不以社会活力的萎缩为代价，技术赋能不以人际互动的消解为代价，效率提升不以参与空间的压缩为代价。

（四）技术要素：数智融合

“数智融合”是上海精细化治理在技术维度的核心制度安排。它推动技术从“外挂”于治理体系之上的展示工具，转变为“内嵌”于治理流程之中的组织要素。［15］静安区临汾路街道上线的“民情日志”系统是一个典型范例。该系统将入户走访的居民诉求进行数字化记录并分类标签化——独居老人的配药需求标注为“高频”，暴雨天低洼区域积水标注为“周期性”——根据标签自动生成走访提醒和资源调配建议。基层干部从“凭记忆服务”升级为“按数据施策”，同时保留线下走访的情感交流功能，实现了数据精度与治理温度的统一。松江区叶榭镇探索从“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延伸，城运网格巡查员发挥“前哨”和“探头”作用，在日常巡查中主动发现隐患、预判风险，形成了“数据驱动—算法辅助—人力兜底”的技术嵌入模式。浦东城运中心上线的AI大模型智能助手，让基层网格员从繁琐的填表报数中解放出来，通过语音指令即可随时调度资源、指挥协同。“数智融合”不同于简单的“技术赋能”——它强调的是技术与制度的深度耦合。技术不仅是效率工具，更是推动组织流程再造、促进社会参与扩大的催化剂。［16］当数据流动打通了部门壁垒，算法派单替代了人工推诿，智能预警取代了被动响应，技术便从“辅助”走向了“驱动”，这正是上海精细化治理区别于传统科层的核心技术特征。

（五）三维协同的耦合效应与运转逻辑

上述三个维度的要素并非彼此独立运作，而是在同一治理场景中相互支撑、协同发力。静安区临汾路街道的实践清晰展现了这一点：“多格合一”提供了信息传递的组织通路和问题处置的协调平台，“治理共同体”通过居民议事厅将个体诉求凝聚为集体共识，“数智融合”以数字化标签和智能提醒提升服务的精准度与主动性。三个维度在一个治理场景中同时运作，形成了从问题发现、多方协商到精准处置的全链条闭环。三维协同还呈现出自我增强的演化特征：组织整合为技术应用提供通畅的数据流与指挥链，技术升级为社会参与降低信息门槛，社会动员反过来推进组织深化与技术迭代。这种良性循环，构成了精细化治理可持续运转的内生动力。正如本文分析框架所揭示的，精细化治理的成熟形态不是三个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在持续调适中形成动态均衡——任一要素的强化不会导致其他要素的系统性削弱。在临汾路街道的案例中，技术发挥赋能主体而非替代作用，组织充分吸纳公众参与，治理既有效率又显温度。组织、社会、技术三者互为前提、相互增强，共同构成了上海精细化治理区别于整体性治理（重部门协调而轻社会激活）、敏捷治理（重响应速度而轻治理深度）的独特制度优势。

四、精细化治理的本质追问

基于前文对精细化治理实践形态的梳理，需要进一步追问两个核心问题：精细化治理区别于精细化管理的内在规定性是什么？它与整体性治理、敏捷治理等既有理论概念的根本差异何在？

（一）从管控到回应：精细化管理与精细化治理的内在分野

精细化管理与精细化治理的根本分野，在于治理逻辑的深层转换：前者遵循“控制逻辑”，后者遵循“回应逻辑”。

精细化管理将城市视为可精确调控的对象，其目标是通过标准化流程使城市运行符合预设的管理秩序。在这一逻辑下，政府是唯一的治理主体，市民是被管理的对象，治理方向由行政指令自上而下传递，其价值核心是秩序导向。然而，当精细化走向极致时，可能陷入“管控型精细”的陷阱——政府越来越“精细”，社会却越来越“被动”。

精细化治理则将城市视为有生命的有机体，其目标是精准识别并回应市民差异化、多样化的合理诉求。“绣花功夫”这一形象比喻所强调的不仅是“针脚要细”，更是“心中有图”——这张“图”就是人民的真实需求。从行政指令的单向驱动到人民诉求的闭环回应，构成了从“管理”到“治理”最核心的逻辑转换。

这一转换在三个维度上实现了范式转型。一是主体的扩展，从政府的单中心管控走向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者，而是平台的搭建者；企业、社会组织和市民从被动的管理对象转变为主动的治理参与者。二是动力的转换，从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驱动，走向市民诉求驱动的回应闭环。治理的方向由民意导航，品质由人民评判，改进由诉求数据驱动。三是目标的重置，从追求单一效率最大化，走向秩序、活力与韧性的动态平衡。

（二）与既有理论概念的对话比较

将精细化治理置于与既有治理理论的比较对话中，有助于锚定其独特的理论坐标。这里选取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标识性概念进行对话。

与新公共管理“效率驱动”的差异。新公共管理以“效率驱动”为核心标识，追求政府运行成本与公共服务产出之比的最优化。然而，当精细化的终极标准被设定为公共资源投入的不断压缩时，那些难以量化、需要长期投入的人本关怀容易被“系统性忽略”。上海精细化治理的实践展现出另一种价值取向：精细化的目标不是简单让政府“更省钱”，而是更精准、更高效地回应“人民需要什么”。［17］“接诉即办”所体现的回应闭环，是新公共管理的效率框架难以容纳的制度设计。［18］

与整体性治理“部门协调”的差异。整体性治理以“部门协调”为核心标识，诞生于对新公共管理造成治理碎片化的理论反思。［19］但其整合逻辑主要聚焦于政府内部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对社会力量参与和技术制度融合缺乏系统关注。上海精细化治理的三维协同——将社会激活（治理共同体）与技术融合（数智融合）置于与组织重塑（多格合一）同等重要的位置——实现了对整体性治理框架的双重拓展：从部门整合走向系统集成，从内部协调走向内外联动。

与敏捷治理“速度优先”的差异。敏捷治理以“响应速度”为核心标识，强调在不确定环境中通过快速反馈实现动态调适。上海“接诉即办”的快速响应在形式上与敏捷治理理念存在交集，但敏捷治理将响应速度确立为最高价值，潜藏着速度偏好可能遮蔽治理深度与公平的风险。上海模式以“数据驱动”的“未诉先办”平衡了“诉求驱动”的快速响应——治理的终极标尺不是系统响应速度的快慢，而是市民感知的冷暖。

综上所述，精细化治理既不同于新公共管理的“效率驱动”，也区别于整体性治理的“部门协调”和敏捷治理的“速度优先”。它以“回应逻辑”为内核，以“人民城市”为价值统领，形成了独特的创新范式。

（三）精细化治理的本质判断

综合上述分析，精细化治理的本质可以凝练为三个层层递进的判断。

其一，精细化治理不是管得更碎，而是服务更“通”。精细化治理的关键不在于网格划分得更小、考核指标设得更多或技术管控布得更密，而在于围绕市民的真实需求打通组织壁垒、信息壁垒和参与壁垒，让治理要素真正围绕人的需求流动起来。“多格合一”将分散的组织力量整合为协同作战平台，“数智融合”让数据穿透层级直达治理末梢，“治理共同体”为市民参与提供制度化的通道——三者的共同指向是“打通”。

其二，精细化治理不是政府更累，而是社会更“活”。传统粗放式管理是政府单干、越干越累；精细化管理在强化政府管控能力的同时也可能增加基层的执行负担。精细化治理则通过政府搭台、社会唱戏的机制设计，让社会力量从被动的治理对象转变为主动的治理主体。当市民从“诉求者”转变为“共建者”，从治理的“消费者”转变为治理的“生产者”，治理便获得了内生的社会驱动力。

其三，精细化治理不是技术更炫，而是闭环更“紧”。数智融合的价值不在于大屏展示的视觉效果或算法模型的复杂度，而在于问题主动发现、智能高效派单、多元协同处置、市民评价反馈、趋势分析预警的全链条是否真正形成闭环并在持续运转中不断加速。闭环的“紧”意味着各个环节之间没有断点、没有延迟、没有推诿——每一次诉求的处理都同时是系统的迭代，每一次数据的分析都为下一次治理提供更优的起点。

综上，精细化治理的本质是在“人民城市”理念的引领下，以回应逻辑取代控制逻辑，以系统集成超越部门协调，以人本温度平衡效率速度，从而在城市治理的复杂场域中实现秩序与活力的动态统一。这也正是其作为中国城市治理自主知识体系标识性概念的基础所在。

五、结论

回到本文开篇的命题：“精细化治理”何以构成中国城市治理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经过对概念生成路径、实践形态和本质特征的系统分析，可以给出如下回答。

第一，“精细化治理”完成了从实践先导到概念化的完整知识生产循环。它的生成路径不是西方理论的中国应用——先有理论框架再进行实践检验，而是中国实践的概念提炼——先有顶层设计和在地实践，再经由理论研究和学术加工，最终生成具有一般性意涵的理论范畴。从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战略部署，到2017年“绣花功夫”的方法论升华，到2019年“人民城市”的价值锚定，再到2025年“多格合一”与“治理共同体”的制度成型——十年间，“精细化治理”在中国城市治理实践中被持续赋予新的内涵。这种“由事化理”的知识生产路径，正是构建中国城市治理自主知识体系的独特方式，而“精细化治理”的十年演进，恰是这一路径走向成熟的生动注脚。

第二，“精细化治理”形成了清晰的理论内涵和本质规定。它的本质是服务更“通”而非管得更碎——打通组织壁垒、信息壁垒、参与壁垒，让治理要素围绕人的需求流动起来；是让社会更“活”而非政府更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让社会力量从被动治理对象转变为主动治理主体；是让闭环更“紧”而非技术更炫——全链条持续加速运转，每一次处置都同时是系统的迭代。它明确区别于精细化管理：后者以政府为单中心，遵循控制逻辑；前者以政府为平台搭建者，遵循回应逻辑。这些规定性使“精细化治理”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政策口号，而成为一个有清晰内涵的学术概念。

第三，“精细化治理”具备了稳定的实践形态和分析要素。以“一网统管”为运行平台，以“多格合一”的组织重塑、“治理共同体”的社会激活和“数智融合”的技术赋能为三大支柱的三维协同模式，已在上海等超大城市形成了可辨识、可分析、可比较的制度安排和运作机制。这一实践形态为“精细化治理”作为标识性概念提供了坚实的经验支撑——概念不是悬浮于实践之上的抽象标签，而是扎根于制度运作之中的分析工具。

第四，“精细化治理”具备了与全球学术展开有效对话的理论潜力。在既有城市治理理论的坐标系中，新公共管理的核心标识是“效率”，整体性治理的核心标识是“协调”，敏捷治理的核心标识是“速度”。这些概念从不同侧面捕捉到现代城市治理的某些要素，但又各自存在局限——效率可能牺牲公平，协调可能止步于政府内部，速度可能遮蔽治理深度。上海精细化治理的三维协同模式，展现了以“回应性”为核心标识的新型治理范式：以“人民城市”的价值引领回应效率至上的缺陷，以三维协同的结构耦合回应单一维度的局限，以“未诉先办”的前瞻性回应速度至上的偏狭。作为植根于中国超大城市治理实践的本土概念，“精细化治理”因其对回应性逻辑的独特强调，为全球城市治理的理论对话贡献了中国方案。

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强调“绣花功夫”。这正是“精细化治理”作为标识性概念最深厚的思想根基——它不只是治理技术的升级，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在城市复杂治理场域中的制度化呈现。标识性概念的形成与确立，不仅需要学理的论证，也需要在持续展开的治理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精细化治理”作为一个正在生长中的本土化和标识性概念，它的生命力正体现在这种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和生成性。

参考文献：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数智赋能研究”（编号：25&ZD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