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沈洋/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公共与事务学院讲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单身独居的吴师傅在上海交大徐汇校区当了3年保安。他每天骑着电瓶车往返于徐家汇和闵行区梅陇。他在那里的城中村租了个单间，每月租金800元。不过，那边正面临拆迁。连续几个月，吴师傅在距离学校电瓶车车程半小时内的区域寻找每月1000元以内的单间，至今未果。

城中村在消失，群租房有隐患

吴师傅是基层服务业从业群体的缩影——他们多为非上海农村户籍，月薪3-5千，年龄集中在18-35岁，学历以初高中和大专为主。在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通常只愿花收入的20%左右租房。

相对制造业和建筑业而言，基层服务业经营地点分散，每个点的规模通常不大，雇主较少为基层员工提供住宿，雇员只能自行租房。上海的房租逐年涨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选择群租房、城中村和长租式蓝领公寓居住。

当下，城中村正逐渐消失，而蓝领公寓数量不多，且优先考虑企业包租的租赁形式，较少接受个人申请。

群租房里的床铺

至于群租房，其中存在大量安全隐患。屋内引起火灾的新闻屡见不鲜。例如，2017年春节后的5天内，上海接连发生3起亡人火灾，其中两起发生在出租屋内。

一方面，外来务工人员的住宿问题亟待解决；另一方面，管理者打击群租房的决心与力度很大。

蓝领公寓的兴起

长租式蓝领公寓的兴起，可以部分填补服务行业蓝领工人的住房缺口。然而，目前上海的蓝领公寓尽管入住率很高，但在经营方面仍遇到重重困境。

笔者2017年3月参加了沪上经营规模最大的四个长租式蓝领公寓负责人的小型会议。他们谈到，由于今年春节后频发的亡人火灾，他们经营的公寓最近频繁碰到公安、消防、住建委等联合执法，部分公寓只能被迫关闭。这些长租公寓的主要投资方是风投公司。每家门店的前期投资都超过千万，装修、运营也需要持续投入资金。一旦关闭，对于蓝领公寓的投资方、经营方，包租企业和租客而言，都是莫大损失。

蓝领公寓里的床铺

四位蓝领公寓的负责人皆称，他们公寓的消防“符合标准”。但由于目前尚未出台有关长租式公寓的建造与装修标准，负责人口中的“符合标准”指的是符合酒店消防的标准。

笔者2017年3月在某工业园区附近的一长租式蓝领公寓内调研，店长称，在管理方面，他们尤其注意消防安全。整栋楼内都禁止使用煤气，每天有专人查房，看到有违规用电现象，立即没收电器并给予警告。

但是，符合酒店消防的标准，并不意味着能通过消防部门审批。政府缺乏对长租式公寓的改建与管理标准，使得执法方面的弹性很大。尽管四大蓝领公寓的负责人称，他们旗下的公寓从来没有发生过火灾，但在每次群租房火灾后，长租式公寓都是消防和公安的重点排查对象——轻则罚款，重则关店。负责人称，他们目前经营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监管主体不清，建造与装修标准不明晰，形成“谁都可以管，谁都可以不管”的局面。

某位公寓负责人称，这些长租式公寓的用地属性包括商业用地、厂房和村厂，远离居民区，不会影响居民的生活。但对由非居住用地改建的盈利性公寓，政府迟迟没有出台改建标准。尽管中央政府连续两年发布政策，明确要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但上海的步子比较慢，目前还没有相应的实施方案。

蓝领公寓的困境

2015年1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指导意见》，提出要“积极培育经营住房租赁的机构”。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的85号文《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到了推动房屋租赁经营。

2016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到要“鼓励新建租赁住房”并“允许将商业用房等按规定改建为租赁住房”，水电煤按照民用标准执行，并给予一定税收优惠。连续发布的相关指导性政策说明国家试图扶持租赁市场的决心。然而现有政策却限制了蓝领公寓的发展。

首先，根据2014年修订的《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出租居住房屋，每个房间的居住人数不得超过2人（有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关系的除外），且居住使用人的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

而根据笔者调研与负责人介绍，蓝领宿舍多为4-8人/间，每个床位每月从400元到1500元不等。如果是两人间，每个床位每月至少2000元。某蓝领公寓的负责人称，长租式公寓配备齐全，租客可拎包入住，每周有专人打扫，床单每月更换，因此运营维护的成本较高。如果都改建成两人间，无论租客，还是包租企业都很难承受。

其次，上海2015年出台了《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等七部门关于鼓励社会各类机构代理经租社会闲置存量住房试行意见的通知》，提到闲置存量房的房屋属性必须为居住类，但长租式公寓的用地属性以商业用地、厂房和村厂为主。上述两条政策，使得在上海的蓝领公寓面临合法性危机。

蓝领公寓里的卫生间

服务行业人员仍在增加

上海正经历产业结构调整。根据上海市统计年鉴，2015年第二产业（制造业）从业人员数量为459.74万人，比2014年减少了17.13万（减少了3.6%）。而服务业从业人员增加了11.81万人（增加了2%）。尽管2015年上海的各行业从业人员总计1361.51万人，与2014年相比，减少了4.12万人，但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量仍在增加。

这些增加的人中，有不少是特勤特保、电商物流、美甲等从业者。例如，2016年京东商城在上海地区全年招聘了超过3000名职工；“饿了么”的运输系统中包括6千名自营配送和8万名代理商团队配送以及100多万人的众包配送，用工数量相当可观。

如果不修订现有的《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不出台长租式公寓改建的规范性文件，不解决服务业一线工人的居住问题，那么群租房与相应的安全隐患也会持续存在。

考虑到管理的方便程度，这几个长租公寓不接受个人租客申请，而是与企业签订合同，以解决企业员工的住宿问题。

他们对包租企业的规模没有限制，对起租房间数量从一间到三间。90%的合作企业都是星级酒店、餐饮、快递、外卖等服务型企业。房租由企业按月缴纳，租客的个人信息都通过企业传送给公寓，再由公寓向派出所报备。

这些负责人称，公寓出租率都在90%以上。所有租客都有工作，并且信息及时向政府部门报备，既便于更有效管理流动人口，也减少了偷盗等违法犯罪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但这样的规定使得一些自雇者（个体经营户），例如小型餐饮店（大饼油条店、馄饨店等）、杂货店经营者、菜场摊贩等，被排除在外。而他们又是城市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住宿问题也是管理者或市场需要关注的。

来源：澎湃新闻网市政厅 2017.04.08

原文：服务业蓝领，何以在大城市安家

沈洋

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