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2017年02月13日

李克强总理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是一个改革”。我的理解，是要通过由“双创”触动的或倒逼的改革，彻底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动力建立在“双创”的基础上。所以，“双创”是根本大计，而不是权宜之计。   

【编者按】眼下在中国大地上，“双创”这个词很热。所谓“双创”，指的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于正处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双创”为何如此重要？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宪看来，“双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动力、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纵深推进，以及重塑主流价值观的源头活水，这是一股不可或缺的源头活水。以下是他在“深圳湾名师大讲堂”的演讲。

但凡社会在经历大的变革和转型的时期，一定会有一件自下而上的重要事情，影响甚至决定着变革和转型的成功。就像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的中国革命，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都是自下而上的。那么，正在进行的这场中国经济转型，哪件自下而上的事情对其至关重要呢？我以为，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当然，这并不是说自上而下不重要，但很多时候，自下而上的事情往往提供或创造来自源头的动力和活力。以“双创”为例，它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动力、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纵深推进，以及重塑主流价值观的源头活水。这是一股不可或缺的源头活水。

广州天河举行创业创新创投峰会

“双创”促进中长期增长动力的形成

自2010年起，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持续下行。这一轮下行的原因，除了以往常见的周期性因素，更主要的是结构性因素：产能过剩，还有背后的一批僵尸企业；房地产库存积压，主要集中在部分二线和大部分三四线城市；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高杠杆，致使需求侧主要动力——投资的增速大幅度下降；同时，外需持续不振，出口的增速也大不如前，进而经济增长进入较长时期的下行。由此，中国经济需要寻求新动力。   

泰州白米镇鸵鸟养殖中心，苏州大学毕业的31岁石正君，正拎着塑料桶一个个喂养并检查鸵鸟的养殖情况。

短期的动力可以来自刺激政策，但不能长久，亦会造成新的问题，特别是在经济持续下行和面临深刻转型的当下。那么，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哪里？答案是来自供给侧。中国目前还有大量阻碍供给侧动力形成和发挥作用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所以，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激发和产生供给侧动力。这就是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性，或者说大致的逻辑。    

分析供给侧动力的框架，是增长模型或总量生产函数，主要是劳动、资本和技术。劳动的现代分析视角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既提高劳动力的质量，也部分地替代物质资本，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投入要素。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健康、教育和培训等。在现阶段，资本投入的问题是优化配置，包括土地、资源和产业资本的优化配置，提高其利用效率。其中，既有改革的问题，也有技术的问题。内生于经济体系内部的技术进步，是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动力。由此，企业家才能把劳动、资本带到一起并组织起来，这个思想源于马歇尔；企业家精神则是不断地进行创造性、革命性的要素重组即创新，这是熊彼特思想的精髓。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和技术都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把各项生产要素转向新用途，把生产引向新方向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资本和技术的主要社会功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综上所述，在我看来，供给侧动力也是“三驾马车”，即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

目前，我国在这三个方面都还存在问题，如缺乏原创性的核心技术；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质量不高；企业家精神缺失。这些都是制约经济长期增长和发展的因素。那么，有什么解决办法？唯有创新。熊彼特认为，创新是要素及生产条件组合的革命性变化，其深处是技术进步驱动。技术进步源于人力资本密集的创业创新，这也就是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最基本原因。创业者、企业家在这里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是作为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的组织者。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文化创意的成果，都是创业者和企业家主导的产业化过程的投入要素。所以，通过长期推动“双创”，形成创业创新文化，就为培育创业者和企业家创造了条件，进而为中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

“双创”需要政府产业政策扶持吗

今天说的创业，很大程度上是指start-up（启动）意义上的创业，带有创新意义。我们在美国的硅谷和波士顿、以色列的硅溪看到的创业，以及在北京的中关村、深圳的南山看到的大部分创业，都是内在创新，主要是从事新技术研发的创业。   

江苏扬州的一名大学生通过创业网上卖泥人为自己赚钱交学费

创业的本质是试错，并行着创业者试错和需求试错。二者皆为“对”，才算创业初步成功。而且，结果为“对”的创业总有可能孕育出新技术，进而可能产生新产品、新服务，甚至新产业。所有这些试错为“对”的创业创新活动，集腋成裘，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作出无可替代的贡献。    

新技术能否产生有市场需求的产品和产业，亦即人们常说的产业化，这就是创业者、企业家的需求试错。需求试错在现在的供需格局中，表现得比以往更加重要。这是因为，现今的供需格局是供给过剩（很多是无效供给），发现新需求即供给创造需求，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沿着这个简单的逻辑，不难发现，内在创新的创业是新兴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正是创业者、企业家的不断试错，才在试错为“对”的成功中出现了现代产业体系。人们可以预见一些新兴产业发展的端倪，但新兴产业及其体系绝对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创业者、企业家试错出来的。创业创新究竟做什么技术、产品或服务，可以参考技术预见，但最终“拍板”是根据创业者和企业家的直觉和判断。

讨论创业与产业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涉及政府与创业和产业的关系，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产业政策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的讨论缺乏必要的界定，将产业政策的外延扩得太大，这无助于问题的讨论。要先去掉一些现在被认为是产业政策，但实际上不是产业政策的内容。例如，将政府推动基础设施发展视为产业政策，是一部分学者的观点。现在有基础设施产业的说法，但政府推动其发展的措施，是否就是产业政策呢？基础设施是公用事业，提供普遍服务，它们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大平台，并不仅仅服务于经济。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有责任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至于程度和方式则因不同国家和地区而异。也就是说，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并不是一个产业政策的问题。    

日本是公认的第一个有明确的产业政策的国家。作为一个战败国，战后日本政府希望集中资源，把百废待兴的产业发展起来，使之带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所以，日本的产业政策是直接干预产业发展本身的。这就道出了产业政策的本来意义和内涵：有直接干预产业发展的目标和手段。如日本的重化工业发展目标，以及对重化工业的优惠利率。这个意义上的产业政策到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是讨论产业政策的要害。日本产业政策的利弊得失向来是见仁见智的。即便持利大于弊的观点，这可能也与日本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辅之以适度的产业政策有关。还有两点亦很重要，其一，在日本实施产业政策的时代，供大于求的格局尚未形成，产业发展往往对应着比较确定的需求；其二，健全的法治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像新加坡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确起了较大的作用，但法律制度和依法治理的保驾护航则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所以，首先要明确，所谓产业政策，一定是指对某一类产业优先发展的支持政策，既有政策目标，也有政策手段。从这个意义上看产业政策，就需要谨慎一些了，尤其在市场能够发挥配置资源作用的领域，就更是如此。这是因为，这里有两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而且，经常被人们提及。

一是信息对称的问题。产业发展的方向、产业结构的演化是能够被预见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时间产生的产业“短板”，能够靠产业政策修复吗？也不太可能。因为政策都有时滞，不等政策发挥作用，市场的作用可能已补齐“短板”，政策的作用可能会使“短板”变成“长板”。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二是扭曲市场的问题。推动某一类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都是有“含金量”的，这就必然使企业趋之若鹜，以获取个中资源。所有创新的努力都不及这个来得快。这就像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一样，扭曲了激励的方向。这对于创业创新的杀伤是巨大的。

考虑到上述两个问题以及中国现阶段的法治水平，我认为，即便还有必要的产业政策，但对于“双创”而言，公共服务和实现这些服务的平台可能更加重要。过往的经验是，产业政策的扶持对象往往是特定产业中的国有企业、大企业，产业政策是极少惠及“双创”的。有专家在说到制定产业政策的出发点时指出，它们是从市场维护或修复的角度出发的。这与其说是产业政策的出发点，不如说是创业政策的出发点。创业创新需要好的市场环境、生态系统，政府还是在这个方面多做一些努力，而将自己从产业发展中抽身出来，尤其是在占比最高的竞争性产业中更是如此。创业政策本质上属于创业服务。政府应和社会各界一起，多为“双创”的生态系统做一些实事。

“双创”需要改革的深刻介入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自提出以来，质疑的声音就没有停歇过。因为“双创”的成功率很低，所以，不少人对口号中的“大众”、“万众”感到不对劲，认为这不是又要搞“群众运动”了吗？民间创业是市场经济的原生态，原始创新是市场经济的源动力，因此，创业创新活动原本就是“群众运动”。在经济发展的任何时期，特别是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时期，这句口号是社会动员的口号，是对“大众”说的，并不是对成功的“小众”说的。    

创业的成功率很低，如果要增加成功者，只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动员更多的人投身创业试错，在成功率为一定的情况下，会有更多的成功者；二是改善环境，创造条件和机会，亦即优化创业创新的生态系统，在创业者为一定的情况下提高成功率，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成功者。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要让更多的人愿意投身创业，并使“双创”生态系统不断改善和优化，需要改革的深刻介入。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看法是，政府鼓励创业时，往往是经济不太好的时候，这时，政府鼓励创业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不能否认这种情况以前有过。然而，改革开放已近40年，如果说鼓励创业还只是权宜之计，那么，可以说这场伟大实践以失败告终了。但情形恰恰不是如此。李克强总理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是一个改革”。我的理解，是要通过由“双创”触动的或倒逼的改革，彻底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动力建立在“双创”的基础上。所以，“双创”是根本大计，而不是权宜之计。    

“双创”提出或引发的改革任务是全方位的，主要是政府自身的改革，突出表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当下，这方面的改革主要包括：政府监管架构和内容的改革，如对国有企业（资本）的监管体系和内容的改革，对金融业的监管体系和内容的改革。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和金融监管架构的改革，本质上都属于政府改革，有着为“双创”创造机会的重要作用。财税制度改革，它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与行政体制、政治体制改革联系紧密。税制改革关系到微观经济和创业创新的活力动力，预算改革则事关政府的“钱袋子”，进而与政府职能转变息息相关。金融改革，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解决经济的“脱实向虚”问题，让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创业创新服务。以自贸区建设为标志的开放倒逼改革，将通过进一步降低门槛，减少审批，优化监管，为“双创”创造更加宽松、便利的环境，并进一步有效提供各种与“双创”相关的公共服务。    

中国目前还有大量阻碍供给侧动力形成和发挥作用的体制性、制度性障碍，尤其是阻碍创业创新、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激发和产生供给侧动力，即来自“双创”、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动力。所以，必须寄希望于大众的力量，通过广泛的“双创”实践，倒逼政府自身的改革，以形成适应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的土壤和体制。    

“双创”助力重塑主流价值观

在我看来，“双创”的重要性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意义上，与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相适应，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正处于艰难的重塑期。    

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其形成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这个社会的财富生产方式。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大致有过三种财富生产方式：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都已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市场经济是当下世界各国（除个别国家）的财富生产方式。当然，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因体制、制度和文化的差异，各具自身的一些特点，但其基本的运作机制是一致的，或趋向于一致的。  

“理想与创新”活动在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中科技活动馆启动。小“科迷们”走进“DIY主题创新屋”，使用各类车床、刨床等工具，将自己的创想转化为手中一件件充满灵动气息的专属作品。

市场经济通过哪个中间环节作用于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呢？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的一个基本的机制性特征，就是分散决策，每个决策主体要对自己决策的后果负责。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需要全体人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国民经济的动力和活力来自于创业、就业和消费的多样性。这里，创业和就业、就业和消费（收入）存在着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就长期而言，创业的规模和水平决定着就业的规模和水平；就业的规模和水平又决定着消费的规模和水平。这就是为什么说创业是市场经济的原生态。今天的创业又大多内蕴着各种意义和形式上的创新，特别是原创技术的创新，创新也因此成为市场经济的源动力。由此可见，市场经济通过“双创”这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影响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从这个高度来认识“双创”，既是客观的，又是准确的。

那么，“双创”是怎样具体地影响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呢？李克强总理说，“我们推动‘双创’，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富起来，让更多的人实现人生价值。这有助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也会让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孩子有更多的上升通道。”民富国强是主流价值观的物质基础。唯有将富强作为价值观在国家层面上的“首善”，才有可能在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层面共同形成主流价值观，也才有可能让主流价值观体现在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转型的背景下，更多的人富起来并实现人生价值，是通过“双创”，或通过“双创”创造的就业机会得以实现的。而且，“双创”通过提高收入和职业的流动性，将公平与富强融为一体，共同成为主流价值观的基石。    

对于广大愿意投身“双创”的人来说，创业创新的成功就是一个有待实现的“梦”。无论“美国梦”，还是“中国梦”，都意味着，政府和社会要为公民实现梦想创造更加自由、公平的环境，但你不能期待政府和社会提供超出“普惠”以上的条件和机会，个人和团队的自我奋斗是实现梦想的核心要素。具体到创业创新，就是不需要依凭关系、出身等前置性条件，只要依靠自己和团队的努力奋斗，借助于“双创”生态系统的帮助，就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乃至梦想。在这里，自由的个人奋斗既是主流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直到今天，我们都处在体制转型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新旧体制的相互交织、此消彼长，对于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长期被压制的个人欲望井喷式爆发；另一方面，新的规则、秩序尚未建立起来，二者的共同作用导致大量的失范行为、投机行为，甚至犯罪行为，对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消极负面的影响。这是基本事实。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深刻的转型时期，作为市场经济原生状态的创业，源生动力的创新开始从萌发到迸发，进而对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产生积极的影响。富强作为主流价值观的物质基础，公平作为主流价值观的基本诉求，自由作为主流价值观的目标追求，都是与“双创”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对于转型中的中国而言，“双创”的意义非同寻常。唯有“双创”，中国才能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唯有“双创”，才能推动中国以政府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结构性改革；唯有“双创”，才能使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进而开始向发达国家、现代国家前行的进程。 

陈宪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执行院长

研究领域：服务经济与贸易，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