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汇报 2016年12月02日

2008年金融与经济危机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中等财富阶层收入增长减缓，职业发展机会减少，占比明显下降，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和不安全感陡然增加。这就使他们产生不同程度的自我认同问题。由此，再次告诫我们，中等财富阶层的基本诉求是稳定，收入稳定、预期稳定，乃至社会稳定。

从“中产阶级”到中等收入阶层

middle class，可以有多种译解，最常见的是“中产阶级”。这个译法带来了一个问题：现时人们见到“中产阶级”这个说法，就首先用自己的财产来衡量，然后就退避三舍，大呼，我怎么能算“中产阶级”？

其实，middle class的内涵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中产阶级到中等收入阶层的演变。美国社会学家莱特·米尔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用老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的划分，揭示了这一变化。他将现代社会的阶层构成分为老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和雇佣劳动者。他用下面两个表格（《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60-6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版。下引自该书，只注页码）告诉我们这个变化在美国的情形。笔者参考近年来发达国家的一些相关数据，斗胆加上2015年这一列，给出一个大致的估计：在全部劳动者中，老中产阶级下降为5%左右，雇佣劳动者下降为30%左右，新中产阶级则上升到65%左右；在中产阶级中，新老中产阶级的比重大约为9:1。（见下表，此估计仅资参考）

米尔斯指出：“从消极的意义上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而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则是从财产到新的分层轴线——职业的转变。老式中产阶级的本性及其幸福能够从企业家们拥有的财产中获得最好的说明；而职业经济学和社会学则是新中产阶级的本性和幸福的最佳注脚。中产阶级的旧有的、独立的那部分人的人数下降，是财产集中化的结果；新的工薪雇员的人数上升则归咎于工业结构，它导致了组成新中产阶级的各种职业的出现。”（61页）米尔斯描述了在1950年代就已经出现，并延续至今的现象：对大多数有着直接收入的人而言，其收入来源是职业而不是财产。金钱可以买到的一切，以及人们梦寐以求的许多东西，都有赖于职业收入。米尔斯的新中产阶级，或者说中等收入阶层，“像晚近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者一样，为了获得工作的安全感，一开始就依附于大的财产之上。”（67页）所以，中等收入阶层本质上也是雇佣劳动者，区别在于，他们从事复杂劳动，或者说技术劳动和管理劳动，低收入阶层的雇佣劳动者则从事简单劳动，或者说重复性的劳动。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克拉克关于工业革命意义的一句话被广泛引用，他说，人类历史上真正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1800年前后开始的工业革命。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人类其他的历史细节有趣，但是不关键。可见，工业革命所引起的人类社会的变化和变革是全方位的、深刻的，包括社会阶层的重构。米尔斯提出的“职业的转变”，就是由工业革命引发的生产方式转变造成的。一方面，生产资料（老中产阶级的财产主要是指生产资料）的迅速集中，自我雇佣的有产者（农场主和小业主）大量减少；另一方面，与专业化相适应的职业经理人革命，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巨大的职业经理人需求。一个具体例证是，MBA教育就是在这一需求的推动下应运而生的。

middle class已经是一个常见的习惯用词，泛指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中间阶层。但是，用middle直接修饰class，后面没有一个名词，到底是middle-class asset，还是middle-class income，语焉不详。米尔斯的老中产阶级，是middle-class asset，即中等财产阶级；他的新中产阶级则是middle-class income，即中等收入阶级。所以，中国人将middle class译为中产阶级，（有一说认为，中产阶级就是小资产阶级）一点都没有错。但是，随着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并居于主导地位，这个译法就产生了疑义，也就有了本文开头写到的，本应是中产阶级的人，并不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的问题。

一个新概括：中等财富阶层

在瑞士信贷银行提供的《全球财富报告》中，出现了根据中产阶级进一步演变的新概括。

自2010年起，瑞信每年推出当年的《全球财富报告》。在2015年度报告的《前言》中，作者指出：“瑞信财富报告提供一个全球财富的综合描述，覆盖所有地区和国家，覆盖各个财富阶层（wealth spectrum），从财富金字塔的最底部到超高净值人群（the ultra-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UHNWIs）。”同时，《前言》强调， 我们相信，这样一个包括各地区和收入的全面的财富描述，对于理解财富创造和它的构成——消费、养老金和财产分配（asset allocation）是必要的。在2015年度报告中，作者增加了一章：“全球中产阶级”。在这一章中，作者根据对财富创造和构成的理解，提出了中等财富阶层（middle-class wealth）的范畴。这是对中产阶级的一个新提法、新概括。

报告承认，定义中产阶级这个范畴是不容易的。过去，通常将家庭主人是专业人士或经理，或者是从事技能型工作的白领和蓝领，归为中产阶级。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产阶级常见的定义是，根据家庭收入，能够提供比较舒适的生活，而不是太过奢侈的生活，易言之，既不在底层——贫穷和易受贫困伤害的行列，也不在高收入的顶层。报告指出，我们仍然用一种类似的方式，用财富分组而不是收入排行定义中产阶级，这是创造了一个新的范畴——中等财富阶层。这种方式有许多吸引力：中产阶级的价值和抱负总是和财产所有权相联系，使他们坚持对国家未来和自由的长期愿景。基于收入的定义，中产阶级失去了自由和安全的基础。例如，重新回到失业大军中，就可能引起中产阶级的地位不复存在。进一步地说，基于财富的定义，使得中产阶级能够用适度的财产，帮助自己度过不幸的打击；换句话说，能够使他们免受贫困的轮回。这更加符合广大中产阶级迅速走出暂时妨害他们的困难的想法。

我们对middle-class wealth的提法感兴趣。前文出现了middle-class asset和middle-class income，这样就有了中等财富阶层、中等财产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三个用词。顺便指出，spectrum似比class好，故建议用前者，即阶层。在瑞信的报告中，财富包括收入和财产。消费来自当期收入；养老金是未来的收入；以及来自财产分配的收入，即财产性收入。在经济学，asset所指的财产是会计学意义上的净资产（即净值），而不是会计学意义上的总资产，因为会计学意义上的总资产包括负债。所以，中等财富阶层可以涵盖中等财产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是一个比较全面、贴切，符合当前社会情境的用词。当然，到底好不好，要看看这个阶层的人士是否认可，尤其年轻的白领人士是否认可。这是讨论中等财富阶层自我认同的一个前提。

中等财富阶层自我认同度何以比较低

对此，笔者在一定范围做了问卷调研和案头调研。

对瑞信报告提出的财富构成——消费、养老金和财产分配，肯定的意见认为，这个财富范围比较合理，涵盖了收入和财产，以及当期收入和预期收入，符合人的生命周期，也体现了收入来源的多样性。但是，也有人提出，三者的维度不尽一致；而且，由于三者的比例不同，实际的境况会有较大差异。这里的维度不一致，可能是指流量和存量的不一致，不过，财产是存量，但财产分配主要是指带来的收入，即财产性收入，这就是流量，所以，维度是可以统一的。至于个体的三者比例差异，固然是存在的，但就总体或大数而言，在不同的总量水平上，三者的平均占比水平应该是趋近的。

调研反映的问题，基本不是针对瑞信报告有关中等财富阶层的定义和构成（似可说明，这个财富构成是可以接受的），而是对当前中等财富阶层现状的忧虑。

哪些方面给中等财富阶层带来不安全感呢？首先，收入能否持续增长？在经济增长下行的背景下，收入增长亦将放缓。即便收入有一定幅度的增长，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的提高，以及通货膨胀的影响，中等财富阶层对实际收入增长普遍不太乐观。其次，养老金会不会贬值？有多位白领指出，如果考虑了养老金的因素，就觉得自己不是中产了，到了拿养老金的时候一定是穷人。第三，不断增长的子女教育费用，不仅在挤压当前的其他消费，也提高了未来的支出预期。第四，高房价的问题。素有高房价是“中产绞杀机”的说法。当然，此说要客观分析。一般地说，高房价或短期内房价上涨，对于有房的中等财富阶层，是增加了财产。这里又分为一套房和两套及以上的情况。一套房，房子其实是消费；多套房，房子是投资，是财产。但一套房的中等财富阶层占有较高比重，还有大量无房且准备买房的中等收入者。因此，动态地说，高房价对中等财富阶层的形成肯定是不利的。

其实，中等财富阶层所对应的条件不仅是财产和收入，还应该具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被访者强调，中等财富阶层不是光有钱就行的。比较典型的一个群体就是公务员，虽然收入和财产明显低于外企白领，但是，他们对自己是中产阶级的认同感高于外企白领。由此表明，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会给人们，尤其是给中等财富阶层带来更加深刻的安全感。因此，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既是中等财富阶层的基本诉求，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中等财富阶层本来应该具有并代表社会主流价值观，但是，各种社会环境和条件，又在影响着中等财富阶层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例如，社会贫富差距过大，中等财富阶层本身的社会主体地位被削弱，甚至旁落。又如，在通往中等财富阶层的路上，有多个门槛横在面前，除了上述的高房价、子女教育，还有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户籍等，每一个门槛都在加大成为中等财富阶层的难度。再如，各种显性的和隐性的利益冲突都在增加，这些矛盾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等财富阶层健康的主流价值观的形成。还有，目前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盲目崇拜大量占有社会资源的“精英”和富豪，对中等财富阶层实现自身梦想的追求缺乏认同和赞美，也就是说，如何在全社会范围树立健康的主流价值观，就成为解决中等财富阶层自我认同的一个重大课题。

中等财富阶层自我认同的价值基础

长期以来，对于中产阶级的研究，社会学侧重于职业，经济学侧重于收入，这是由这两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决定的。社会学家通常依据职业分类或以职业分类为基础的阶层划分来定义中产阶级，即所谓的白领阶层。米尔斯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其关注点是社会结构或阶层结构的变化及其社会政治影响。目前最有代表性的，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的社会结构主要由相互对立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所构成。在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社会，由于大量白领职业人群的出现并形成了新中产阶级，导致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改变，阶级关系和政治格局也随之变化。

在当代社会，影响最为广泛的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是由经济学家主导的，以收入指标定义的中产阶级，即中等收入阶层。在联合国和各国政府的官方统计中，都有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的界分。在高收入中，还有最富有的1%（或5%、10%）人群的收入，抑或瑞信报告中的超高净值人群；在中等收入中，又可分为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如果使用“五等分法”，那么，在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之间，还有一个狭义的中等收入；在低收入中，还有最贫困人群的收入。经济学关注收入分配的重点问题，是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形态以及根据收入水平划分的社会分层状况，并通常与收入不平等研究联系在一起，中等收入阶层规模的扩张或收缩，就意味着收入不平等的下降或上升。瑞信报告告诉我们，在2007年以前，中等财富阶层的规模和财富在金融危机前得到很快的增长，但是，这场金融危机以后，这一增长在各地区都减缓了，不平等上升了，财富的分享变得艰难了。

决定个人职业或收入的主要变量是教育，即受教育程度。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米尔斯就指出：“对新中产阶级而言，教育已经代替财产成为社会地位的保障。新中产阶级节衣缩食是为了保证孩子能否享有‘良好教育’，不像老式中产阶级节衣缩食是为了让孩子能够继承一份赖以谋生的‘好财产’。在这里，职业进取心的继承——教育的继承是其条件，取代了财产的继承。”（235页）

现有的研究表明，教育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我们逻辑上判断的那样简单，教育程度越高、教育资源分布越合理的国家，收入分配也更加合理。但有两点结论得到较多的实证支持，那就是，义务教育阶段公共投入越公平，对收入分配公平有显著影响；教育投入（包括政府的公共投入和私人投入）与中等财富阶层人数具有因果关系。现实生活中的中等财富阶层大多出身于更低的财富阶层，主要是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获得人力资本，进而取得较高的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这就是经济学所谓收入流动性及其产生作用的机制。在社会学则是职业流动性。显然，教育是收入和职业社会流动的基础。舒尔茨开创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对健康、教育、培训和迁移的投资，生产了人力资本，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成为人力资本意义上的劳动者。这里，教育是最为关键的变量。

教育创造人力资本；具有较高人力资本价值的劳动者，一般就会有较高的收入、体面的职业。中等财富阶层在教育、收入和职业这三个“标志”上集合，人力资本成为他们自我认同的价值基础。也就是说，受过超出社会平均水平的教育（就当前而言，就是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及以上）；达到统计意义上的中等以上的收入水平；有着体面的职业，从事专业性的技术或管理工作，或是自谋职业的专业人士或创业者，这些就是中等财富阶层的基本特征或必备要素。因此，公平地、高质量地发展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无论对于扩大中等财富阶层，形成“橄榄型”社会，还是对于中等财富阶层的自我认同，都是最为基本的途径。

提高中等财富阶层自我认同相关措施

如果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反映一国（地区）经济建设的成果和经济发展的水平（实力），那么，中等财富阶层占全部人口（家庭）的比重，则可以反映社会建设的成果和社会发展的水平。而且，经济建设的成果需要社会建设和发展来加以巩固，并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撑。这既是先发国家的经验，也是它们的教训。它们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均处于较好阶段时，中等财富阶层的比重会持续提高，达到60%及以上水平后会保持稳定。但是，一旦出现大的经济危机，或社会政策出现失误的时候，中等财富阶层的比重就会逆转。2008年金融与经济危机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就出现了这种情形，中等财富阶层收入增长减缓，职业发展机会减少，占比明显下降，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和不安全感陡然增加。这就使他们产生不同程度的自我认同问题。由此，再次告诫我们，中等财富阶层的基本诉求是稳定，收入稳定、预期稳定，乃至社会稳定。有了这些稳定，就会形成他们的自我认同。那么，对于中国当前来说，从哪些方面入手，才能做到这些稳定，进而提高中等财富阶层的自我认同呢？下面是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视角的一些建议，笔者主要是做了一些综合的工作。

中等财富阶层的自我认同，首先必须建立在经济持续发展、结构不断优化的基础上。这里，经济发展除了表现在GDP增长上，更加重要的是，创业创新、产业升级、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等同时进步，由此带来更多的就业，更快且更合理的收入增长。创业创新和产业升级是扩大白领阶层的主要通道；城镇化将使农民工有可能进入中等财富阶层，农业现代化则使农民就地成为中等财富阶层。这一进程已经开始，但还处于较低水平，需要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步伐，才能更加明显地看到成效。

中等财富阶层的自我认同，还必须以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为前提。在初次分配的格局中，调整劳动和资本的分配关系，提高劳动收入的占比，也就是提高人力资本收入的占比，有助于中等财富阶层收入的稳步提高。在再分配的格局中，一方面降低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另一方面提高财政收入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比重。这些都将有利于提高中等财富阶层的收入，并稳定他们的支出预期。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格局的优化，一个具体表现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的提高。目前，我国的这一比重在国际上处于较低水平，近几年都在43%强，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与此同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继续上移，基尼系数继续下降，直至警戒线以下。在上述指标变化的验证下，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合理化。

对应瑞信报告财富构成中的养老金，就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一如报告指出，仅仅基于收入的定义，中等财富阶层就失去了自由和安全的基础。除了可能的病患和失业需要社会保障外，对于最广大的老年人群，且随着预期寿命的提高，这个人群的养老问题，横亘在他们面前，同样也是全社会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今天的发达国家根据各自的情况，都建立了广覆盖的社会保险制度，对于低收入的老年人群还建立了广覆盖的社会福利制度，进而有了制度和政策的“托底”。就像许多专家都指出的那样，在拥有13.7亿人口的中国，建设包括就业、医疗、养老等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对其难度要有更加充分的认识和准备。

发展教育，发展结构合理、质量上乘的教育；发展经济，在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形成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些都是中等财富阶层自我认同的条件或措施。然而，中等财富阶层的自我认同除了需要上述“硬条件”，还需要“软条件”。所谓自我认同，在很大程度是一个认知和精神的过程。

陈宪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执行院长

研究领域：服务经济与贸易，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