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竞

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作用不断凸显，促进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之一在于政区治理现代化，而政区治理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在研究方法中不断创新、不断精细，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拥抱人工智能不仅是一种流行趋势，关键其在赋能各行各业提升效率的过程中已经从可能性逐渐走向可行性。2024年首现政府工作报告的“人工智能+”概念即是这一发展趋势从理念到落地的最好体现，而随着政务大模型的建设，人工智能也为行政区划研究提供了技术赋能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这种技术赋能既是一种效率提升的手段，也是行政区划研究研究方法的一次系统更新，它包括了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综合、文理学科的交叉、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结合等，这其中甚至潜藏着范式转型的可能。

超大特大城市政区治理研究，之所以研究方法上要特别强调人工智能的赋能，其重要性和必要性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超大特大城市政区治理的复杂性决定了研究方法更强调科学化和精细化。

行政区划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重要空间政策工具，在我国城市治理中都扮演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进入下半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城市治理尤其是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的复杂性不断提升，如何才能让要素高度集聚、高速流动、高质演进中找到秩序与活动的均衡、发展与安全的统筹、规范与效率的统一，需要更加科学长效、更加精细精准的研究方法和结果予以支撑。正如大数据可以在城市精细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样，人工智能也更是可以发挥其作用。在超大特大城市治理政策工具中，行政区划作为具有刚性、长期性和较高成本等特点的政策工具，这正如制度性集体行动（ICA）理论中对外部强加的政府合并作为12类合作机制中最高交易成本的一类工具，因此，如何能在行政区划调整的“跨越卡夫丁峡谷”中，找到最为科学、最为长效的制度效应，就至关重要，而这依赖于更加精细精准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予以支撑。在行政区划的现有研究方法中，从定性到双重差分法、空间断点分析法、模拟仿真法等定量研究为超大特大城市政区治理研究方法的科学精细提供了路径，然而这其中，方法越精巧、数据越丰富、案例饱和度越高虽然效果更好，但也存在研究中费时费力和高成本的矛盾，即精细精准与费时费力之间是一对矛盾，人工智能作为目前日臻成熟的技术，可以有效降低大数据的搜集整理、精巧模型的设计、大运算量的计算等成本。

其二，超大特大城市政区治理的经济性决定了研究方法上更加强调客观性和规范性。

超大特大城市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基本都是重要的经济中心，无论是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还是副省级市、国家副中心城市，都对超大特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上海承担着打造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创中心的重任尽管北京在疏解非首都功能但科创和文化功能仍具有经济功能。因此，对于超大特大城市内部的政区治理而言，其行政区划调整目标和方案都相较于边疆的、民族区域自治的、特殊行政区的、高层地域型政区调整而言，具有更多的经济社会性目标和相对较少的政治性。此外，从层级特征而言，超大特大城市是一个相对扁平的政区治理格局，其内部行政区划调整也更加需要考虑基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包括需要更规范的专家和公众参与以提升行政区划调整的科学性以及更好评估行政区划调整的风险。尽管随着《行政区划管理条例》等一系列制度的制定和实施细则的出台，行政区划工作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不断提升，然而，由于行政区划政策的特殊性，也使得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观性、随意性，甚至“跟风”和“黑箱”等情况可能依然存在。基于以上分析，超大特大城市政区治理需要更加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而人工智能大模型就是依托大量客观数据和素材等语料推导出客观结果的，包括PPGIS等软件为公众参与行政区划调整方案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技术化手段。

其三，超大特大城市政区治理的战略性、系统性和前瞻性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和综合性。

在城镇化进程进入城市更新的稳定期，行政区划调整的触发动因逐渐减弱，考虑到行政区划工作的战略性、系统性和前瞻性要求，使得对已有行政区划调整的绩效评估研究更加重要，对行政区划调整动因的相对性和比较性更加重要。如何在战略性、系统性和前瞻性要求下，做好行政区划的动态评估需要在研究路径上考虑多目标的平衡，而多目标的平衡则依托更加多元性和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人工智能嵌入行政区划研究，则可以发挥人工智能多环节赋能、多目标均衡、多方法综合、多数据便捷快速运算等特点，为超大特大城市政区治理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提供支撑。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助理、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熊竞）

本文刊于2024年12月30日第一财经日报A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