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志明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原文刊于《社会科学报》。

随着城市化的持续发展，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城市治理更加复杂，也提出了更高的治理要求。探索超大规模城市的治理现代化道路，成为当前以及未来城市化发展的重要任务。从烽火狼烟到互联网再到大数据，技术革新不断升级迭代，当今社会已经无可逆转地迈入数字时代。上海市2020年正式提出了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提出要推动经济、生活和治理的全面数字化转型，打开了超大规模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新窗口。

深入发掘数据资源的治理价值

经过数十年电子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城市发展已经进入到数字化阶段。如何顺应和加快数字化发展的趋势，深入开发和利用数据资源的价值，推动城市治理的转型升级，就构成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挑战。

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是数据。数据是核心的竞争力，也是重要的生产力。未来城市之间的竞争不仅是物资要素的竞争，更是数据资源的较量，是数字化水平的比拼。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实质就是，加快应用数字化技术，系统性采集、加工、存储和应用各种数据，推进各个领域的数字化呈现，惠民利民服务，监控城市的运行和管理，提高城市生产、生活和治理的质量。

加快推进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必须首先要树立数据意识，充分认识到数据资源的价值和意义，推动数据的共建和共享，提高数字生产力和治理能力，发掘数据治理的红利；其次，是要加大新基建的投入，大力布局数字化技术，推动数据治理过程的标准化，提高数据的质量，丰富数据产品；再次，重建数字时代的城市治理规则，真正以数据驱动城市治理过程，激活城市生命体的活力，实现城市的协同共治；最后，也要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明确界定数据产权，实现数字资源共享，要大力保障数据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数字化技术建构城市治理的新秩序

当前，数字化技术日新月异，数字化转型高歌猛进，正在成为重构城市生产、生活和治理的革命性力量。

传统的城市管理主要是手工作业，是围绕形形色色的实物而展开的。不同社会事物拥有各不相同的特性，造成了社会事实的不可通约性，形成了沉重而僵化的物理秩序。数字化治理以简约的符码为中心，以数字化的方式来描述、理解和支配复杂的社会事实，建构了高度形式化、标准化、集中化和虚拟化的新秩序。特别是，数字化治理可以通过全面而彻底的“以数驭物”，最终实现轻灵而快捷的“以数治城”。超大规模城市是高度密集的社会空间，具有实现全面数字化的便利条件，比如密集的资源要素降低了数字化技术的单位成本等，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巨大的试验场。

总的来说，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意味着全覆盖的监测、无限制的联通、不间断的交互、可视化的呈现以及智能化的应用，进一步加快了城市运行的速度、密度和强度，形成了更加复杂多变的治理情境，但也给城市治理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数字化技术长驱直入，覆盖到城市肌体的毛细血管，全面感知和运算城市空间中的人、财、物、事、行等要素及其关系，从而可以更好地决定要做什么、怎么去做，以及如何去做好，也就更好地重构城市治理的新秩序。这不仅是重新定义、测算和调整社会事实及其相互关系，也是指不断地优化城市治理的方法、过程及其结果。

数字化驱动城市治理的未来前景

从互联网+政务服务到“城市大脑”，再到智慧城市，城市的数字化转型已经形成了显著的治理效能，也形成了诸多具有典型性的治理实践。探索超大规模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子，更需要建立和推进更为系统化的数字化方案，系统解决城市的善治难题。

目前来看，城市数据资源的采集、开发和利用仍然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具体包括数据壁垒严格、数据格式不一致、数据整合困难等。更为重要的是，针对整体化管理缺乏现代化平台、部门决策缺少支撑、部门合作缺乏协同、数据应用难等痛点问题，必须通过打通数据接口，开发新的数据形式，建立全域块数据等综合性数据，实现数据之间的互联互通，全面提升数字素养，真正做到让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靠数据管理，依数据创新。但要解决技术及其应用上的问题，还必须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不断积累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效能。

最后，超大规模城市包罗万象，光怪陆离，各种要素高度密集，流动性大，差异性也很大，尤其是普遍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城市的规模既是巨大的负担，也是显著的优势。超大规模城市资源要素密度很高，相关人财物等条件相对完备，具有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良好优势。城市数字化转型是技术时代城市发展的巅峰对决，决定着城市发展的高度和未来。超大规模城市数字化转型顺应了数字技术发展的趋势，正在成为重塑城市未来的历史契机。这不仅决定了城市治理现代化何去何从，也更深刻地决定了城市发展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