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庆祝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上海广播电视台于11月12日上午推出《新时代·再争先——庆祝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直播特别报道》，生动呈现浦东敢闯敢试、先行先试，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全景展示上海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所创造的伟大奇迹。

我院副院长陈高宏受邀参加演播室访谈，围绕“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关键词，以亲历者的身份回溯浦东的30年成长史，总结浦东在社会治理创新方面取得的探索成果。本文以问答形式摘录陈院长在节目中的精彩发言，与君同飨。

Q1您是如何受到浦东开发开放的号召来到浦东的？

陈院长：90年代初，我看到《人民日报》头版有个启事，上海市浦东新区领导机构面向全国招聘40名工作人员。这打破了区域界线，打破了户口、身份、编制和职级的限制，意味这改革开放时代的强音吹响。这对震动很大，很有吸引力，就来到了浦东。

Q2我们说浦东是一个新区，这个“新新字如何解读？

陈院长：新区是相对于老城区来说的。浦东的改革开放承担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开发浦东必须振兴上海，也就是要把中国的计划经济达到最极致的一个地区转变成市场经济。如果说深圳的改革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是一个增量的新区域的探索，那么浦东的改革开放，它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存量改革，是一个攻坚之役，是要把中国计划经济达到最极致的地区把它转变过来。

Q3浦东开发开放怎么解决土地、资金、人力资源等各方面的问题？

陈院长：浦东的很多开发开放的探索，是在无人区探索，是没有参照系的，除了刚才提到的“钱从哪里来”的问题，还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人往哪里去”。因为当时浦东有大量的农民，他们征地之后怎么安置，这就是个难题。

我从安徽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征地安置改革试点，为汤臣高尔夫球场建设安置来自金桥、张江、花木三个镇的1450多位农民。按照过去的安置办法，是谁征地谁安置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现在对外开放之后呢，老办法不灵了，企业无法安放如此大量的人口。我们当时提供了三套方案。

在整个实践的过程中，只有第三套实现了，这就是“铁保障+泥饭碗”，就业和保障相分离，给农民提供四金一直到退休，同时，经过培训后，他们在市场上就有了低成本上岗的优势。

Q4从保税区到自贸区，体现了我们的开放是怎样渐进提升的过程，它又是怎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陈院长：浦东的改革开放，不仅要把经济、社会、文化的优质要素聚起来，也要流动起来，同时还要有它的成长性。从保税区发展到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一个过程。我们从原来的货物贸易升级为服务贸易，由原来的贸易自由化，提升到投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发展到新片区的五个“自由化”，通过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提升，使得保税区对全国的服务能力、以及参与国际的竞争合作具有更强的实力。

Q5我们注意到自贸区特别是新片区成立后，肩负的服务全国的任务更重了。

陈院长：是的，因为整个试验是通过开放引领来服务国家战略，我们要在这个试验区里进行压力测试、风险测试、管理制度的创新。我们取得的经验在全国的对外开放中，包括我们的制度建设方面提供了很多的参考和借鉴。我认为这也就是浦东改革开放的意义，就是示范和引领作用。

Q6现在自贸区跟新经济的结合可能还只是个开始，未来这条路还可以走的越来越宽，您是如何理解的？

陈院长：我感受到外高桥保税区散发出浓郁的商业气、人气和生活气息，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也就是说，保税区不仅仅是经济技术的区域，它应该是一个功能性的区域，把时代的新的功能不断地叠加进去来成长起来。这正是保税区的成长性所在。

Q7在临港有个特中更特的保税区，叫洋山特殊综管区。洋山特殊综管区主要解决哪些问题？

陈院长：我觉得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便利性的问题，即能让上海和全国发展的一些优质要素能够最低成本的最快速度在这个区域里面聚集起来，降低门槛；二是提高自由度的问题，让它聚起来的文化、人才和各种优质要素，按照市场和社会的信号在第一时间最低成本的实现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跨所有制、跨组织的流动和配置，这就是全球资源的配置功能。

Q8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我们最新的大环境大挑战。在这其中，浦东是否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链接的作用？

陈院长：上海是要率先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浦东新区作为上海几个功能的核心承载区，在这方面更加承担了一个先行先试的作用。

Q9浦东六大核心产业集群是怎么形成的呢？

陈院长：浦东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个探索、担当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科学的理性的设计。在浦东开发之初，外高桥、金桥、陆家嘴三个开发区率先启动，而张江是个“小弟弟”，因为当时市领导有考虑，放慢高科技园区的发展节奏，为未来的产业发展提供一个新的空间。同时，在芯片、生物医药、研发等方面早做谋划，因为这既是一个谋划的过程，同时为今天的发展提供一个空白的空间载体。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科学的设计。

Q10我们的六大产业集群中，是否有高端产业引领的作用在里面？

陈院长：一个地区的发展，首先要有一个科学的规划，同时也要和时代发展的脉搏保持良性的互动。 既是主动谋划，又是抓住各种可能的机会，这两者是相互呼应的。像大飞机领域，也是国家根据浦东前期发展的基础，把“大飞机”落地在浦东，这对浦东开发开放是个极大的支持。浦东改革开放也集中了国家的资源，是国家战略全局的一个体现，是为国家的发展大局服务的。

Q11看不见的制度创新对产业创新的助力，是一个特别需要被注意到的点，您认为呢？

陈院长：科技创新的背后是制度创新，只有制度创新才能降低交易的成本、减少交易的风险、提供分配的依据，比如我们的知识产权制度。所以制度创新跟上去了，我们的产业创新，我们的科技创新，包括我们的企业创新，才会有内在的动力。创新链背后有政府的服务链和生活链，只有这种全链条的配合，才能使得创新链得到一种很好的发挥。

Q12未来车、数据港等其实并不是浦东一开始就规划好的，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三十年之后的这种前瞻能力，那么它又是怎么形成的，这个产业又有什么特点？

陈院长：浦东既有超前谋划，同时又紧盯当下的国际的创新和产业发展的要点，及时地呼应全球的发展，这样一来，浦东代表全国参与全球的竞争和合作就有了一个很好的靶标。

Q13浦东的使命是搭建一个区域平台，来承接国家发展的战略。您的看法是？

陈院长：浦东的改革开放，通过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经验流，带动了长三角和乃至全国发展。同时，全国给浦东开发也有很大的支撑，这样就作为一个国家战略，形成了一种整体的发展。

Q14听闻您今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像绣花一样精细：城市治理的浦东实践》的著作。请问您为何聚焦浦东实践，它的特别之处何在？

陈院长：浦东的开发开放的进程实质上是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也是一个管理精细化的过程，在农村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可以粗放一点，但城市必须非常精细地运作，所以我们需要对它进行管理。浦东是个大区，它有1200平方公里、550万人口，人口非常的多，而且有散而杂的特点，人口的来源也很散。这样一个巨复杂的城区，怎样来进行管理，浦东在其中进行了非常多的探索。比如量化管理对象，进一个公园有多少女性游客，那么公共卫生的配套就不一样；比如细化管理单元、家门口服务，以及在管理手段的智能化方面，都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公共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组建了城市运行中心，解决了巨复杂城区的治理难题。

Q15最后，请您谈谈，作为浦东开发开放的亲历者，当年秉持着建功立业的目标投奔浦东，是否觉得不虚此行？

陈院长：是的，我感恩这个时代，感恩浦东新区，我的第二故乡。我眼看着这座城市在我眼前一点点成长起来，这块土地上涌动着争创一流的意志，创新建功的抱负，忘我工作的境界。我也希望进入新的时代，浦东新区能够在国家的大格局中更有活力，拥有更多的治理创新、更高的生活品质。我们要创造一个全新的、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