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乡土性：重新认识中国的城市治理现代化

马卫红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近年来全国各地在城市治理现代化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围绕“城市治理现代化”这一主题，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上海交通大学改革创新与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协办的“城市治理现代化”专题研讨会于5月30日在线上召开。日前，研究院编辑整理与会专家的发言内容，形成观点，在公众号和网站陆续分享。本文为第九篇。

今天的汇报主要是分为三个问题，我们怎么样理解中国的城市，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镜像是什么样，我们怎么判断城市治理现代化。

01 怎样理解中国的城市

首先第一个问题，要理解现在的城市，可能要从历史视野当中去理解整个城市管理是怎样一个过程，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看待城市治理。从历史上可以看出中国目前的城乡结构是怎样形成的，中国的城市是什么样的性质。现在我们的城市发展和城市管理，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历史的路径遗产，我们的管理逻辑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在长期的过程中，不管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政府管理逻辑，而社会层面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当下中国的城市是怎样的城市，如何理解它。实际上，中国的城市正在经历从农业为主的传统模式向工商业为主的现代模式转变的过程。不同的研究者可能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野观察城市，我的观察视角是本质意义上的人及其特性。所以说，“流动的乡土性”一定意义上是对“城市是人民的”这句话的释义和注解。如何理解城市的人民，这个人民有怎样的特性？城市化浪潮中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几乎影响到了所有的人：流动的人群、仍留在农村的人群以及原本居住城市的人群。

谈及题目当中的乡土性概念，乡土性不仅仅是针对流动人口这一群人讲的，而是对我国城市人民特性的理解。费老在《乡土中国》里提及乡土性，即中国人怎样看待彼此的关系，怎样看待规则，怎样看待制度等等，不仅仅是在讲农村人怎么样去理解这些，也是在讲那些已经在城市扎下根的人，甚至二代、三代的城市人对待这些问题的理解。他们身份已经是城市人，但考虑很多问题的时候，这些人的想法和思维，都强烈而明显地体现了《乡土中国》里面写的乡土性。所以，这里我讲的乡土性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显性的，表面上是流动的乡村人口；另一层是隐性的，内隐于城市人思想深处的乡土特性。流动的乡土性这里指的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人的价值或者说是一些深度思维观念的认识。我们思想意识上根深蒂固的这些并没有脱离我们费孝通老先生在《乡土中国》里边所讲的那些特性，这些仍旧决定着我们的行事规则和对制度的操作。

基于这样的观察，实际上在这里要去看中国城市人的时候，需要去看他们怎么样思考，怎么样去行动，他们的话语体系可能是怎样的。这会在一定意义上能解决很多现在的种种问题。其实在城市治理过程当中，如果聚焦在人这个角度，会发现很多东西是在关键的看法上，思想认识上，在实践当中的选择性，这个过程当中它体现出来的一些共融或是分歧，所以要理解乡土性这个特征。

02 何为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镜像

上述是对于中国城市从人的意义上，城市化以来一二三代城市人特征的简要梳理。怎么样去描绘城市和中国的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镜像呢？现有的文献对于中国城市治理及其现代化的认识，大概可以归结为空间论、冲突论、稳定论和治理论几种认识。用治理来理解或者解释城市现代化镜像是目前最时尚的学术话语。对于城市治理现代化，怎么理解它的对象和主体，怎么拆分城市治理现代化这里面的关键词，可能它的对象和主体就不一样。是城市+治理现代化、还是城市治理+现代化？这两个组合的内涵是不一样。讨论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镜像，首先需要明确城市治理现代化意味着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讲，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体现了对人的重视。人民的城市，在城市治理现代化当中就意味着人的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同时，从整个国家的治理需求上讲，城市治理现代化还意味着寻找一个重新一体化的机制。这个重新一体化机制是从人的本质意义上讲的，它是理解当前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对于流动人口，如果立足于城市是人民的这样一个立场，其实要对中国语境下的治理做一个反思。我们通常说在中国治理是治国理政，但实际上我们的治理是解决不了治国理政的大问题的。

由此可以说，城市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生长”出来的，是相互适应和均衡的结果。在城市治理现代化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新地方主义的现象，新地方主义是分化和聚集同时存在的，它塑造着城市新的面貌。本文镜像的概念是使用了柯林伍德的概念，镜像是思想和行动的镜子，是指自我认知、自我实现和自我内涵在行动中不断被解释、被创造的过程。这里面人们怎么选择，怎么认识，在这样一个相互过程当中它实际上最后体现的是一个知行合一的结果。那么，基于此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镜像就来源于：自由的、感知的个体，组织的多元及其联结（包括政府在内），以及由此形成的复杂的、互相塑造的社会。在这样的镜像下，治理可能会多一些基于沟通的决策，少一些简单的决定。

03 怎么判断城市治理现代化

最后一个片段，我讲一下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契合我前面的思路，流动的乡土性以及城市是一个生长的过程，尤其要关注个体和组织层面的变化，以及个体组织他们之间信息交换的方式。如果一定要说出几个标准的话，我认为是这些：个体层面（自由流动与权利共享），组织层面（跨部门的程度与有效性），信息方式（信息交换系统的通达性，多重信息权力），组织方式（纵横向，城乡联动），政府权力的价值导向。前面三个可能更多是社会层面互动意义上的，后面更多是政府管理意义上的。在个体层面上，关注它的自由流动，尤其是权力共享，农村人、城市人能不能自由流动，身份会不会限制权力共享。组织层面有一个跨部门的程度和有效性，疫情其实就非常明显提出跨部门程度和有效性的问题。另外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交换，信息交换系统既和下面的组织方式相关，政府上下纵向的，也有横向的信息交换的方式。现在的信息已经是放开的，但有限的信息、关键性的信息，尤其是纵向政府部门的信息没有办法得到。实际上，这种技术的发达、信息的开放与部分信息的锁闭，对政府的挑战很大。政府很难再单方向地了解自身组织体系以外的信息类别和信息交流。信息已经在重新形成信息权力，有时可能是政府很难获得分享的，这对政府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这里面信息权力它是一个多重权力的问题，怎么样去看待的确影响着我们的治理效能。同样，治理现代化中组织方式会更加重要，就是政府纵横向关系的问题和城乡联动的问题，以及政府所倡导的面对现在状态的价值导向，现状是不可能再回去或者回到单方面、单一主体去塑造或者描绘一个现实场景，政府在这种多样性情况下倡导的价值导向是怎样的，这也是我们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准。

最后，流动的乡土性在管理意义上，它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那就是我们的城市治理现代化，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认知，有没有一种张力和和动态性去适应它的流动性特点。比如说从有形的一面来看，我们很多城市的问题，虽然发生在城市，但它可能不是城市的问题，它可能是乡村的问题或城乡共同的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城市流动人口的小孩上学，很显然，它发生在城市，但它不单纯只是城市的问题。那么类似的，现在的管理上能不能从前面我们探讨的这些认识上得到启发，去解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