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思维与城市生命共同体治理

容志

上海师范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者按

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围绕“城市生命体”的内涵解读、治理挑战与治理路径等重要问题，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主办，《城市治理研究》《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探索与争鸣》等期刊联合学术支持的“城市生命体——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与方法”网络学术研讨会于4月11日在线上召开。日前，研究院编辑整理与会专家的发言内容，形成观点，在公众号和网站陆续分享。本文为第七篇。

关于城市生命体问题，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如何理解城市生命体；

第二，中国传统的辨证施治思想；

第三，传统思想对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01如何理解城市生命体

首先，如何理解城市生命体。关于现代城市的发展与治理问题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前面几位专家梳理了其中的重要的理论图景。还有一个思路是从总书记的论述来理解。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不是第一次提“生命共同体”这个概念。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谈生态环境问题时，总书记提到过生命共同体这个概念。他非常明确地将山水林湖田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他讲到：“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所以，山水林湖田实际上是一个生态共同体，它们是有生命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治理必须要做出调整。从政策角度看，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后来大家知道，国家成立了一个专业的自然资源部来统筹国土空间的用途管制，对山水林湖田进行统一保护和统一修复。

以这个做类比更有益于我们理解生命共同体这个概念。在我看来，城市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复杂多样性。现代城市是一个多种主体、多种要素高度聚集的巨系统，这些要素之间还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差异性正是多样性的体现。二是整体联系性。如同山水林湖田这个比喻一样，共同体内的各种要素有序排列、相互联系、共生依存。这是生命体的重要特征。因此我们不能机械地看待城市，不能简单进行所谓的“功能划分”，因为不同要素和组织之间可能有着复杂的关联性。比如，城市大了人就会多，管理者就会考虑城市的人口承载力问题，甚至决定通过政策让一部分群体离开城市。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简单的人口调控实际上会割裂不同人群在城市里的共生依存关系。管理者们常常挂在口边的话是“我们需要人才”。但什么是人才？如果持机械的观点，我们会认为人才就是有着高学历、高收入、高素质的人。但若从生命共同体的角度来看，那些能够胜任本职工作、发挥必要作用，服务城市其他人群的就是人才。对从事高端产业的人群而言，家里的保姆对他们而言就必不可少，保姆也是人才。这恰好说明城市中不同群体、不同要素之间是共生依存的关系。三是内在规律性。城市生命体内各种要素具有因果关系，而因果关系会形成一种内在机制。《美国大城市死与生》启发我们思考：为什么要格外重视小规模、逐渐性的更新?因为我们不一定能够理解城市共同体的复杂样性和内在规律性，当我们粗暴地改造城市时就可能破坏其内在机制。所以我们会看到，新建设的城市区域看起来光鲜亮丽，但老百姓生活起来就不方便，各种零散、生活性服务跟不上。四是周期变化性。城市的各种要素是动态调整、流动变迁的。城市从整体上不会消失或者灭亡，但是城市内某些要素或者局部会不断变化与调整。

02中国传统的“辨证施治”思想

其次，沿着这个思路，我想到了中国传统医学的“辨证施治”思想。如果“治理”的对象是生命体，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生命体并有效维护生命体有序运转？当一个城市出现问题时，我们怎样像呵护一个生命体来呵护它？传统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发。“辨证施治”包括两个部分：“辨证”与“施治”，这也是传统医学认识疾病和治疗生命的基本原则。从“辨证”的角度来看，传统医学非常重视“证”，因为“病”是表征，而“病”背后存在着“证”。“证”是传统医学对病理的一种概括性认识，包括病变的部位等。所以传统医学认为“证”比“病”更全面、更深刻、更正确地揭示疾病的本质。在诊疗过程中，传统医学特别强调“辨证”，实际上是指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以免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施治”是根据病症的结果选择相应治疗方法，当“证”不同时治疗方式也不一样；即使是同一种病，治疗方式也可能会不同。所以传统医学有“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两个概念。“病”只是表象，相同的“病”可能有着不同的“证”，而不同的“病”也可能有相同的“证”。例如感冒的症状是咳嗽、发热、流鼻涕，但表象背后可能存在不同的“证”，所以感冒分成风寒型、风热型。这意味着有时看似相同的症状可能要用不同的治疗方法，即使不同的病表象不同，但很可能存在相同的“证”和机理，所以会采取相同的施治方法。

辩证思维要求我们多用普遍联系、有机统一的视角来看待城市及其运行，要敬畏城市的鲜活主体——人民。在审视城市出现的问题时，不宜就事论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而需要梳理问题形成的内在机理，追根溯源，辨证施治。从我们身边来看，某条道路可能经常出现违章停车现象，还可能影响交通秩序。但所谓“治理”就是不要一罚了之、一拍了之，而是要研究为什么经常违章停车。一看，发现原来旁边是医院，送医的车辆无法停，只能违章停靠了。那么，除了严格执法以外，还要想办法解决人们看病就医的停车问题。

03传统思想对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最后，维持城市生命体的有序运转和健康还是要落脚到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敬畏城市，要以生命体来看待城市”，这表明现有的管理理念、方式和方法还没有真正体现治理的思想，也没有真正融入对于生命体的准确理解，导致我们很多时候割裂了许多内在的关系，包括党与政的关系、部门与部门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城市与城市的关系等。比如，对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我们容易将政府看成城市的主体，把社会看作管理对象，倒置了两者的关系。对于城市与城市的关系，我们很容易犯各自为政、以邻为壑的错误。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基于全局视野和系统思维来理解城市生命体治理。城市治理应该体现的是整体的视野、顶层的设计、准确的辩证和精细的治理，归根到底是社会治理的四个要求：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和依法治理。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源头治理？因为城市治理现代化中非常重要的环节是要精准辨别城市治理的“证”，对“证”施治。我们之所以强调综合治理，是因为现代城市存在多元主体，大家要共同呵护它的“健康”运转，同时也要强调系统性和规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