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志明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助理，李春生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博士生。原文刊于第一财经。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引发一场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在这场席卷全球的抗疫阻击战中，世界各国各地区都祭出了各种抗疫举措。这其中，大数据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为疫情监测、资源配置和民生保障等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支撑，也为进一步推进智慧治理提供了可贵的启示。

大数据技术在抗疫中的应用效能

近年来，根据党和国家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我国各级政府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积极应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在交通、环保、社会治理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成效。时势造英雄，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大数据技术不失时机地派上了用场，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提供科学决策的基础信息。科学决策是抗疫成功的“大脑中枢”。面对疫情形成的纷乱局势，各级政府快速建立跨部门的全流程数据管理系统，利用手机信令数据、铁路航空等交通数据、互联网应用的GPS数据等，开展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流动溯源、患者和密切接触者追踪以及人员排查分析等，持续提供完整、连续和准确的海量信息，对疫情及走向进行及时研判，制定合理预案，做出科学决策，实施精准防控，提高了抗疫工作效率。特别是在分析疫情传播路径和人口流动轨迹等方面，大数据技术以数据、算法和模型为基础，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洞察力和预见性。

其次，助力抗疫资源的精准配置。防疫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抗疫工作的重要保障。在抗疫过程中，各级政府利用城市管理的数字化平台，比如开发应急资源发布平台和口罩预约系统等，对物资来源、资源种类和货品数量等信息精准搜集和记录，布局和实施智能供应链管理，摸排医疗机构、社会组织和城市居民的资源需求，对抗疫资源进行精准计算和配置，还可以提前对医疗物资等资源进行调配，确保防疫物资发挥最大效益，尽量满足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需要。而且，通过大数据优化资源对接，进行物资调配，实现精准配置，也提高了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最后，推进在线公共服务办理。面对疫情期间的封闭形势，各级政府主动响应和对接社会需要，探索在线办理公共服务的新途径和新方法，开辟数字政府或智慧政府网络平台，打通政府部门的数据壁垒，拓宽在线办事的范围，提高在线办事的速度，上线各种“非接触”或“不见面”服务，接入相关审批或服务事项，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尽量实现“网上办”和“掌上办”，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甚至图书馆和文化馆等也积极开展在线的数字化服务，丰富疫情期间人民群众的居家文化生活。

17年前的“非典”时期，人们主要通过电视或纸媒来获取消息，沟通互动，防控手段的信息化程度也比较低，而当今社会的数据流汹涌澎湃，当代中国的数字化转型打造了“数字中国”，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清晰化的数字图景，也使得社会更具有可读性和可治理性。大数据技术提高了社会事实的可见度，提高了党和政府进行科学决策的能力，改进了治理过程的精准度和透明度，实质性地提高了疫情治理的效能。

大数据在抗疫工作中的主要问题

从2012年的所谓“大数据元年”算起，大数据技术只能算是一项新技术。从政府到企业到社会，当前大数据的应用及其发展方兴未艾，未来前景令人期待。大数据在抗疫过程中的应用，既有让人眼前一亮甚至是叹为观止的积极效应，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数据资源质量不高。长期以来，很多政府部门都存在底数不明和基数不清等问题，政府管理的信息系统数据不全，疫情期间依靠人工方式来获取数据，比如社区工作人员通过手工填表或电话访问等方式来开展工作，不同政府部门用不同的途径以及格式（表格）采集数据，数据加工的过程缺乏严格的质量控制机制，导致许多数据质量较低，增加了数据清洗、集成和规约的难度，也降低了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的价值。

其次，信息孤岛问题突出。大数据的关键是“大”，疫情防控涉及方方面面，必须综合运用多个政府部门的基础数据库，具体如卫健、交通、公安和民政等系统，还要与铁路、民航和电信以及大数据企业广泛合作，但由于信息安全、部门利益和信息成本等原因，政府部门以及企业之间的信息壁垒依然存在，不同数据维度不一致，数据接口不一，很难实现共享和互通，跨地区、跨层级和跨部门的数据流转难以实现，严重抑制了大数据的效用。

再次，数据运算存在误差。数据是算法的基础。大数据抗疫的精准性源自于数据的全面性和有效性。当数据缺损或者没有数据时，哪怕算法和模型再好，也不可能得到有意义的结果，比如基于大数据的健康码是抗疫的重要利器，但多数省份的健康码相互不承认，很多从未去过湖北的人的健康码却识别出近14天有湖北出行记录，给抗疫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尴尬。

最后，个人信息安全隐忧。为了摸排人员流动等方面的情况，各级各地政府部门都上线了与疫情相关的大数据产品，广泛搜集社会民众的个人信息，包括身份证号、个人住所、健康状况以及近期活动等，但大量的信息通过杂乱的途径搜集起来，也形成了个人信息被窃取和泄露等方面的隐患，比如有湖北旅居史人群受到匿名辱骂和歧视，网上售卖疫情期间的个人信息等。

另外，大数据虽然功能强大，具有很好的预测能力，有时候看上去很精准，但这些终归也只是概率估计和相关性分析，并且主要是对总体情况而言，很容易出现错误或偏差。但对于个别情况或特殊问题而言，比如对社区居民的摸排，最终还是要人工作业去解决问题，而不可能只是停留于概率层面，也不可能通过不见面的网络或数据就能解决问题。

推进大数据技术发展的思考

面对疫情带来的危机和挑战，大数据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应用契机，也赢得了各方面的青睐。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医疗专家等提出，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来支撑抗疫工作。国家工信部、卫健委和网信办等还专门发布文件，推进大数据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应用。可以期待的是，大数据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标配”，不仅对于疫情防控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也对于常规时期的国家以及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从最早追问500万武汉人去哪里了，到摸排流动人口情况，从各地陆续推出的“健康码”，到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提供了大数据绝佳的应用场景，也推动了全民的“大数据启蒙”。推进大数据的发展和应用，取得疫情防控工作的最后胜利，还需要趁热打铁，顺势而为，加快建立集中化的数据治理框架，破除数据孤岛，打通数据壁垒，强化信息联动，集成公安、卫健、城管以及网络通信企业的数据资源，加强政府部门与大数据企业等的合作，形成多方疫情相关多源数据的监测、交换、汇总以及反馈机制，对疫情动态及其演变情况进行及时跟踪，实现精准治理。

数据治理的基础是数据，数据量越大，数据质量越高，运算结果的价值就越大。大数据打通了社会各种要素，通过交互检验来提供判断。目前各地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都已经建立起了面向全社会的大数据服务体系，但大都存在结构分散、管理混乱和数据缺失等问题，未来的发展应该是加快推进数据平台的融合，提高数据采集、处理和挖掘的能力，打通数据采集、核实和处理的层级和环节，更好实现快速发现和快速处置的目的。这样不仅为日常管理和服务提供基础信息，也为未来可能的突发性危机做好数据储备，最终提高城市治理的智能化水平，让城市治理可知、可视和可控。

值得注意的是，大数据不仅提升了抗疫工作的想象力，提供了“大数据”黑科技的用武之地，也显示出数据联通的价值和潜力，尤其是给未来的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合法性支持。可以预期，在各地城市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中，信息技术将成为未来城市“新基建”的重要内容。而对于疫情倒逼的公共服务系统改革，如果实践上是可行的和有效的，那就应该继续巩固和深化，拓宽大数据应用的场景，实现多源数据的共建共享，以更多释放数据潜能，提高治理效能。这也反过来形成了进一步推动公共服务改革的意外红利。

此外，在疫情的巨大危机面前，大数据应用蜂拥而上，暂时超越了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的焦虑，而服务于疫情防控效果最大化的目的，公共安全的需要也暂时压倒了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但随着疫情防控趋于常规化，有关数字鸿沟、社会公平、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问题将突出出来，成为大数据技术应用和发展中必须要认真面对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但不断地提出和拷问，也有利于平衡技术与制度以及伦理的关系，抑制大数据技术的误用和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