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设不能只考虑经济效益，也必须考虑社会效益，要确实做到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本为本、以效益为本，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保障放在城市建设的首位。没有生命安全为保障，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无从谈起。”

——陈杰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

近日，新冠肺炎疫情在湖北以外得到了初步控制，但当前工作的重点仍然是如何迅速而有效地控制疫情的蔓延。同时，也需要认真考虑这次疫情暴露出的城市建设的不足和今后城市发展尤其是城市群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从而使得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更加合理高效。针对这个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陈杰。　　

很多城市建设中对卫生和防疫的投入不足

中国经济时报：作为城市治理方面的专家，你认为，这次疫情暴露出了哪些不足？

陈杰：疫情确实给城市群、都市圈的建设敲响了警钟。城市建设不能只考虑经济效益，也必须考虑社会效益，要确实做到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本为本、以效益为本，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保障放在城市建设的首位。没有生命安全为保障，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无从谈起。

从这次疫情来看，很多城市建设中对卫生和防疫的投入还是不足的，相关硬件软件都不充分，预案制定不科学不完备，平时演练更少，导致临阵慌乱，组织动员和协调能力暴露了很多短板。很多基层社区在卫生和防疫方面的培训和资源配置是十分短缺的。疫情过后，需要进行全面反思、全面整改和提升。这其中有两个关键点，一方面要加强政府各个部门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组织协调能力，包括增强大数据和AI技术手段的运用。另一方面要提高社会力量的参与性，不仅是有效利用与统筹调度，更要共同参与。　　

社会治理格局要共建共治共享非常重要

中国经济时报：综合来看，此次疫情给我国的城市发展尤其是城市群建设带来了哪些影响与挑战？

陈杰：我个人认为，此次疫情对我国的城市发展尤其是城市群建设有以下两点影响。

第一，这次疫情特别就城市群建设而言，暴露出各个城市之间的合作边界并不是很清晰，本来应该有的联防联控，做得都并不太好。即使在长三角，各个城市还是各自运作，单兵作战，成本很高，效果不是太好。甚至一个城市内部的不同区之间，一个区的不同街道之间，还是各自作战。垂直管理比较有效，跨地区跨部门之间的平行协作就不太灵。这种横向协调机制在平时就要演练好，临阵磨枪肯定来不及。

第二，政府要发动社会组织的力量来共同作战。我个人对这次疫情的一个观察是，政府系统很累很忙，但其他社会力量参与不进去或参与不多，除了京东这样的快递物流系统发挥了一些作用，社会其他资源并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面对社会重大共同灾难，应该是全民动员，才能有效应对。这也反映了我们平时的城市治理模式存在一些缺陷，社会参与不足，对社会组织给的空间过小。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社会治理格局要做到共建共治共享，但现在看来，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城市发展不能强制也不能刻意压制

中国经济时报：有观点认为，应反思特大城市发展路径，对这个观点你如何看待？

陈杰：应该看到，特大城市和都市圈、城市群这样的发展模式，疫情突发后更容易扩散，确实面对重大疫情突发有更大的风险，处置起来有更大的困难和挑战，将来特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规划中必然要增加这方面的考虑和风险应对。

但另一方面，特大城市和城市群应对重大疫情也有自己的独到优势。医疗资源充分，信息扩散快，基础设施好，协调能力强，应对容易形成合力。新加坡和香港在这方面目前都做得不错，虽然还有待观察后效，但至少说明特大城市应对疫情并不一定脆弱。城市群也有联防联控，整合资源共同作战的优势。

反过来说，星罗棋布分散的中小城市，应对疫情会更困难，即使勉强应对下来，耗费的社会成本也更高。比如这次疫情中，湖北的二三线中小城市，医疗资源少，新闻关注度低，应急调配难，形势比武汉还危急。

无论是特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本身还是要尊重市场规律、人口流动规律，不能强制性千篇一律地去发展特大城市，也不能刻意压制有潜力成为特大城市的城市不充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