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铭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杰伟，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韩立彬，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原文刊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年第1期，总第201期。

内容提要:  

文章从空间均衡的逻辑出发，提出如果用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方式来治理城市病，那么城市的增长、宜居、和谐三个目标就不能同时实现。实证结果发现，人口规模扩大并没有带来严重的污染和拥堵问题。因此控制城市人口规模，不仅无法有效地治理城市病，还会带来社会的不和谐。现实中，规划、人口流动障碍、土地政策带来的扭曲，导致中国最优城市规模低于潜在水平。文章认为，如果在城市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加快外来人口的市民化，可以使潜在的最优城市规模扩大，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生活宜居与社会和谐三个目标。

关键词: 

空间均衡 经济增长 生活宜居 社会和谐

文章节选：

一、引  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市场力量表现为，每个人为了更美好的生活选择在不同的地点就业和居住，人口流动最终会达到空间均衡。

流行的观点认为，当城市人口增加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高房价、污染和拥堵等“城市病”，因而在政策上会形成以控制人口数量来治理城市病的思路。本文将从理论上说明，增长、宜居、和谐是城市发展的三个目标，在空间均衡的机制作用下，如果控制城市人口，将出现增长、宜居、和谐这三个目标之间的矛盾。即使控制城市人口能够减缓城市病，我们也需要从实证上考察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病之间的关系。如果控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的负面影响严重，而城市病与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并不强，那么通过控人来缓解城市病就将是得不偿失的决策。大量研究已经显示，人口集聚能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同时户籍制度、公共服务歧视等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和谐，因此，本文将重点讨论城市人口规模与污染、拥堵之间的关系。

当人口流入城市同时带来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时，就会在理论上涉及最优城市规模。然而，本文将指出，在供需错配的土地政策、人口流动障碍、规划滞后等约束条件下，大家在实证研究中看到的最优城市规模是低于潜在的最优城市规模的，因此，必须从供给侧对导致大城市规模不经济的因素进行检讨。 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说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能够使城市人口在接近潜在最优规模的路径上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和谐和城市宜居三个目标的共赢。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 第二部分分析人口流动的空间均衡以及控制城市人口政策的后果; 第三部分给出污染和拥堵与城市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的证据，说明由人口规模本身带来的城市病并不严重;第四部分讨论最优城市规模研究中的一些误区，并分析土地、户籍、规划等一系列政策对城市规模不经济的影响，提出经济增长、社会和谐和城市宜居三个目标共赢的城市发展路径; 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原文下载：治理城市病：如何实现增长、宜居与和谐.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