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文科建设处处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建南教授认为，长三角一体化去年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从上海的布局来说希望在两省一市交界的地方建设一个新发展理念的样板。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到底怎么建，这还是值得研究的。

其实长三角一体化在过去这么多年，虽然现在上升为国家战略，但其实它已经依靠自然和市场的力量在一体化，这中间只不过由于行政分割、各自为政阻碍了一体化的进程。比如我在青浦调研的时候了解到，十年前青浦、吴江和嘉善的产业结构是趋同的，但十年后已经不同了，青浦几乎没有二产，一产可能相对多一点，而吴江、嘉善的二产非常多。

我是研究大气污染的，PM2.5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二产的比例，二产比例越高，PM2.5空气质量指数越高。因此，吴江、嘉善的空气质量非常差，这导致了青浦的空气质量也不好。整个这些都需要系统谋划，并非单纯地把产业转移走了，GDP就干净了。不是的，附近地区通过水、气、垃圾等介质又会把污染传过来。

在这种情况下，长三角已然一体化。这中间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有集体行动，大家要合作，而合作的话根据不同利益相关者合作的风险、合作的收益、问题解决的复杂程度、以及合作需要哪些方面的参与，可以梳理出很多不同的维度。第二个很重要的是协同治理，而协同治理又是需要各种利益相关者都参与，不仅包括政府，还有很重要的是企业，还有很重要的是居民，还有第三方的组织，共同参与到整个治理的过程中。特别这个过程应该让每个利益者受益才行，如果不受益，一体化不可能持续长久。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助理、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韩志明教授认为，城市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心，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中心。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长三角地区持续快速增长，整体发展水平居于全国前列，具备了实现一体化发展的良好基础。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将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将形成更多的机遇，也将面临更加艰巨的挑战。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理解和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可以从社会基本矛盾转变、城市高质量发展要求和以点带面的国家发展逻辑等三个方面找到线索和思路。

长三角一体化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内在要求

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了国家发展的战略。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虽然长三角地区整体发展水平很高，地区之间的均衡性也较好，但无论是地区之间，还是地区内部，也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苏南、浙南与上海地区，经济活力充沛，社会治理有效，基础设施完备，人力资源丰富，创新能力很强，在全国都遥遥领先。而安徽和苏北等地区则相对落后，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严重，差距还非常悬殊，发展的任务还很艰巨，还需要找到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总体上看，长三角各地区的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以及制度环境等都有差异显著。因此，长三角一体化需要抓住发展机遇，直面主要矛盾，着眼于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推动区域之间共建共享，实现满盘皆赢的整体性和全局性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是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全国的城市化率已经将近60％，上海、南京和杭州等城市地区基本已经超过80％。快速的城市化需要提高城市治理的水平，为城市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相对于全国其它地区，长三角地区在城市发展以及城市治理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城市治理的成效显著。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线城市，都秩序井然，环境优美，宜居指数高，人民群众满意度也比较高，如杭州市的“大数据＋杭州治理”和“最多跑一次”改革、上海市的精细化管理以及南京市的“智慧南京”等，都是城市治理的先进经验，具有引领价值和标杆意义。这些改革实践在本地区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也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长三角一体化就是要整合城市治理的资源，总结和推广城市治理的先进经验，提高城市治理的效率和效能，从而实现长三角地区城市的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是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进行的，遵循着渐进主义的改革路线，从最早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江沿边开放城市，再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再到“京津冀”一体化以及“大湾区”建设等，改革和发展是从点到面渐次推进的，是从沿海沿边沿江城市到内陆腹地地区逐步扩散的，是从个别地区试点到整齐全局发展演进的，这些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先发展带动后发展、先富带后富的目的。在我国超大治理规模的现实情境下，选择典型地区来进行“以点带面”的发展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的重要策略，具有积极的探索和试验的意义。渐进式发展，螺旋式上升，描绘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伟大历程。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以长三角一体化和大湾区发展为代表的国家发展战略，重新布局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战略，探索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道路，开启了新一轮改革的历史大幕，也是实现中国更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章晓懿教授认为，从养老服务来看长三角一体化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与重视，2018年已经有了长三角养老服务一体化的总体规划研究，前不久长三角养老协会的成立就是由上海社会福利行业协会牵头的，福利行业协会主要是针对养老机构的，每个省市都会有一个社会福利行业协会，长三角养老协会联合体的成立意味着将来在数据对接，需求对接，包括床位数对接，将会有一个互相对接的平台。

目前的养老服务供给，一端是以政府提供的保基本服务为主，另一端则是由一些企业巨头所提供的高端养老社区（养老地产）为主。所以说，目前的供给主要是满足了高端和低端的二头，而最大多数中等收入家庭和老人的需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存在着很大的供给缺口。因此要强调养老服务市场的全面放开，这个问题讲了多年但是时间推进还是阻力重重，所以需要进行重点研究。

据研究，养老服务市场在全国各地发展状况的差距非常大，而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却已经具备了比较好的基础条件，虽然在经济、社会、地域等还算不上完全同质，但是差距也并不大。所以在这个范围内研究养老服务市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也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们可以以此为研究的切入点，对于长三角养老服务市场一体化起到真正的推动作用，使之满足绝大多数中等收入或者是中层家庭需求，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长三角本身在经济，地理，交通，资源优势都有这个条件，我们可以从长三角角度研究老年人需求是什么。现在养老趋势，老年人养老不局限于地域，也会有异地养老的需求，作为养老领域投资企业，也有跨地区投资，扩大业务需要。我们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进一步做好需求对接，标准对接，信息对接，包括服务对接，直至政策对接。

从国家层面来看，养老服务市场本身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如果从市场运行规律来说，市场对于资源的配置并不必须有区域之分，推动整个市场的一体化发展才是根本的方向。然而养老服务市场有其特殊性，老年人的需求存在着区域的差别，因而要形成全国同质化的养老服务市场会有很大的瓶颈。但是在长三角区域形成一体化的市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院长李本乾教授认为，第一，从行政区划角度来看，长三角按照行政区划分成若干局部，因此做好长三角一体化的协调管理机制非常重要。有协调机制存在优于原来的各自为政的情况。这是中央以及长三角地区共同关注的问题。而且在协调性的管理机制存在的基础上，我们要支持十四五规划的进行，把各个省的发展规划纳入到整个长三角里去考虑。各个省市能够基于它的不同侧重点在发展的同时避免恶性竞争。在整体协调管理机制之上，需要进行更细致的规划和组织目标服务，继续建立针对具体问题的、涉及面较为广泛的管理机制。

第二，新闻传播方面还需要有一个协调文化和宣传的机制。这个宣传机制落到实处的方法有几种，设置不同栏目或是再放大一点设置区域性的媒体，也是需要注意的。长三角战略一体化不仅仅是经济一体化，还有思想和理念等方面一体化，这是文化一体化。具体管理措施上面，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必须有一些协调手段去整合我们的文化和宣传资源。

第三，文化产业布局，在长三角不同地域文化资源整合的基础上，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层面共同分析，从中国文化与世界竞争角度来看，整合资源的方法非常重要。长三角有最好的经济基础，也有多样的文化。整体格局上，长三角不仅仅是经济一体化，更重要是做好中国文化或者是中国形象的展示，这也是我们非常看重的文化资源。我们整个新闻宣传，以前是选择高端大气的资源，使用生动、具体、有趣的方法。如果长三角我们以合作传播的观点开始一体化，接受度会更高。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褚祝杰教授认为，上海是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治理起步比较早的地区，也是比较重视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的城市。2017年，上海市政府将垃圾问题列入当年政府主要工作内容，这足以说明政府治理垃圾的决心和态度。经过几年的工作，上海需要认真总结这项工作，目的是将上海市的成功经验介绍给全国，以期为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提供借鉴。更为重要的，通过总结，发现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使得垃圾问题有效地得以治理。

长三角城市群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带，在中国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长三角区域的“垃圾围城”问题突出，城市群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协同发展尚未形成整体合力，亟需政策引导，以实现长三角城市生活垃圾的一体化处理。目前长三角地区的政策存在着一些主要问题：具体是政策的缺失化，限制长三角城市生活垃圾一体化处理的宏观布局；政策的碎片化，影响长三角城市生活垃圾一体化处理的功能发挥；政策的冲突化，阻碍长三角城市生活垃圾一体化处理的效率提升。这就要求填补政策空白，调控长三角城市生活垃圾一体化处理的整体进程；优化政策体系，发挥长三角城市生活垃圾一体化处理的最大潜能；化解政策冲突，推动长三角城市生活垃圾一体化处理的效率提升创新步伐。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罗守贵教授认为，长三角都市圈将成为世界第一圈，这个主要指经济发展的规模方面——事实上人口早就是世界第一圈了。目前按照长三角核心区——传统的十六个城市范围，经济规模在世界六大都市区内还达不到第一，但不远的将来肯定会成为世界第一大都市区。规划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容易，包括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等这些有形的东西，一体化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在整合有形的项目和工程方面有巨大的优势。不仅如此，新规划的高铁、高速公路、跨城市的地铁数量还在快速增长。

相对来讲，我认为最难的，也是最重要的是还是区域市场的一体化。但到底区域市场一体化存在哪些问题还需要深入的研究。比如说当时在上海市自贸区做负面清单的时候，我们参加讨论的时候就一步步论证，到底哪些产业可以开放，哪些产业不能开放。以前有许多产业领域，外资是不能进入的，但经过研究，有很多限制实际上完全可以取消，当然类似于大地测量、海洋测绘这些基础地理测绘领域因为关系到国家安全还是要限制外资的进入。而原来有许多限制外资的领域都逐步取消了。

至于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到底哪些市场领域还存在有形的或无形的障碍，都要一个一个的调研，才能找到目前哪些被政府控制着，哪些没有控制。现在凡是比较容易一体化的，即凡是被政府放开的，发展地都很好。但在有些方面，地方政府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观念就限制了相互的开放，甚至人为设置了很多或明或暗的障碍。比如，我去年在某个城市调研，这个城市的一些比较大的企业如上市公司希望在上海建立研发中心，因为他们发现当地的科技人才比较缺乏，利用上海的人才显然更有优势。但他们就非常担心，一旦在上海建立研发中心，当地政府对他们的一些优惠政策，例如人才计划等可能就无法享受了。我当时就跟当地的政府相关领导讲，一体化过程中利益的分享不宜算小账和细账，你也算不清楚。比如如果周围的城市到上海建研发中心，似乎是这些城市吃亏了，但实际上，在上海建的研发中心，其科技成果还是服务于其母公司本身所在城市的工厂，等于是利用上海的优质人力资源弥补了母公司所在城市的比较劣势，这些城市何乐而不为呢？当然，上海也不能斤斤计较地算小账和细账。比如，上海如果发现许多在上海的研发中心产出的科研成果并没有在上海转化，而是在周边城市转化，也不要觉得失落。这个案例中到底上海和周边城市谁占了便宜，谁吃了亏，并不容易算清楚。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蛋糕做大了，大家都得到了好处。

总之，建立市场一体化的机制十分重要。不然的话，纵然都认识到一体化有好处，具体到执行的时候，还是觉得这个不能放，那个不能放。长三角一体化试验区一定要发挥好示范作用，发挥真正的先导作用，真正实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要素、市场的高度一体化。什么时候试验区像一个区了，大家基本感受不到有行政边界了，这个一体化试验区就真的成功了。更进一步，这个试验成果能推广到整个长三角，那将是巨大的成功。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郭俊华教授认为，首先我们需要丰富的人才和科技资源，以在上海建设全球一体化科创中心为引领，在核心城市，如杭州、南京、合肥这些城市，共同描绘一些领域的主题。比如是去年G60科技主题，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吸引讨论怎么联手打造一个全球科技创新城市群去优化开放共享的创新生态。具体来说，在G60这个走廊里面，目前可以考虑做跟大数据相关的一些研究，去探讨在科技人才方面我们要做到长三角一体化有一些什么样的举措，比方说像这种从公共服务视角，“只跑一次”的改革，浙江做的比上海要好。从上海服务系统来看，上海的服务领域，或者是跟经信委合作的一些系统，从整个系统反应和内部战略协同上来看，是可以在长三角内做的。比如如果我们可以在长三角区域做到证照的流通，在优化长三角营商环境，集团化方面，围绕人才培养，是可以做出一定突破的。

另外用大数据技术共建人才管理数据库，能够提供比以往更全面，更精准的人才信息服务。同时在这个城市群内部是不均衡的。中西部的人才资源落后于东部，基于这个现状我们可以考虑共同打造资源城市群。比如外地居住上海工作，为支持这种情形，我们可以做双向互动。用大数据全面获取人才信息，用人才发展状况的指数研究，做人才预测业务模型，粗放式人才引进管理模式，通过一些数据发掘分析和应用，提供让人才更精准匹配的服务。

最后从公共管理视角来说，从政府角度怎么把行政区化的限制导致的地方资源存在竞争关系的情况处理好。之前有一些城市希望扩大上海行政版图，通过上海贸易带动经济发展。但是考虑行政权力和行政边界，行政权力过多参与市场机制，这样的区域合并未必很好。政府之间怎么打破竞争关系，进行真正意义上政府之间的合作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细化。

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徐峰副教授认为，在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协同发展中，对于存量的产业空间（工业园区）如何增质提效问题，需要深入研究。目前，在长三角地区主要城市，土地供应都进入了存量时代，基本上新增的建设用地很少，大部分都是存量产业空间（工业园区）的土地。所以，在长三角地区怎么样高效开发运用这些存量土地是十分重要的。目前，上海在存量产业空间开发利用方面，主要提出了两个战略，一个是资源高效利用，二是要建立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简称双高战略。双高战略对于长三角地区存量产业空间如何增效提质，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于长三角地区存量产业空间的资源高效利用研究，可以分成几个方面。第一，对长三角地区目前存量产业空间开展分类、分级研究，找出存量产业空间土地低效、闲置的原因。第二，对产出效率比较低的或闲置的产业空间土地，通过科技创新，建立创新生态系统，开展挖潜。其中，首先要考虑的是挖潜障碍在哪里？要解决这个障碍，相关对策是什么？是否可以通过税收工具、资产经营等方面来完成增效提质？其次，是怎么开展挖潜？一是细化存量产业空间土地利用低效标准，建立长三角地区分区、分层次的评价标准。二是要建设、完善拥有存量产业空间土地的企业退出机制，在法律、制度层面上形成低效产业退出高效产业入驻的体制。第三，需要考虑存量产业空间怎么升级转型？是否可以从共享经济、产城融合、产镇融合（特色小镇）、产业集群、产业链等模式去推动存量产业空间的转型升级？

对于长三角地区存量产业空间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的建立，需要从产出效率、科技创新、品牌品质等三个角度综合考虑，主要解决三大难题：第一，怎样让长三角地区成为世界级新兴产业策源地和发展地？第二，怎样让长三角地区成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聚地？因为长三角地区不能只有服务业，还需要构筑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产业区。第三，怎样让长三角地区成为世界级品牌汇聚地。此外，还需要从产业发展、资源利用、创新发展、主体环境等四个方面建立长三角地区存量产业空间高质量发展评价机制。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党委宣传部部长，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胡昊教授认为，目前长三角建设互联互通的轨道交通体系，对支撑长三角世界城市群一体化建设发展有着重要作用。长三角轨道交通总体来讲情况良好，但对照东京都市群来讲，仍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我们希望长三角的轨道交通网络未来可以由四个层面来组成，一是国家铁路干线，包括城际铁路、市域铁路或者叫市郊铁路，以及市区轨道交通。现在我们的国家铁路干线和轨道交通发展较好，但是城际铁路和市域铁路、市郊铁路两个方面存在欠缺。因此我们要设计长三角区域交通网络架构，依托国家综合运输大通道，构建以上海为核心，南京、杭州、合肥为副中心的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构建以国家铁路大通道、跨区域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市区轨道交通为四层轨道交通网络架构体系。

第二个考虑，基于长三角区域交通网络客流需求分析，对不同层级下的轨道交通客流需求进行分析。现在上海的规划有“三个一千”。在“三个一千”中，一千公里的轨道交通基本完成，还有一千公里的市域铁路和一千公里的有轨电车。市域铁路目前上海建了一条线叫做金山铁路，这个项目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让四个项目形成一张网络的额问题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应得到重视而且需要从顶层设计上做好这个工作，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撑可以有力促进长三角一体化。

接下来的问题是未来的轨道交通网络四个层面如何协调，目前国内重庆已经开展了协调工作。但受限于资金，协调工作的实施存在障碍。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点是客流的吸收分析，地方铁路不能冲击国家铁路干线。如上海和杭州之间的客流很大，如果再建一条铁路，就需要先确定好这条铁路的需求，再去制定详细规划。即我们要结合长三角区域轨道交通网络客流需求分析结果，统筹考虑多层轨道交通的综合规划，在长三角区域既有轨道交通网络规划的基础上，形成包含国家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市区轨道交通的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规划建议。

第三个是要考虑长三角轨道交通网络一体化的衔接方案。统筹考虑多层轨道交通系统的互联互通，强化轨道交通网络一体化衔接，为既有轨道交通枢纽提供一体化无缝换乘方案，为新建轨道交通网络提供统一制式、互联互通的一体化衔接方案。最后在建设投融资模式选择上，一个可行的方向是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多种投融资模式进行项目融资，分析四类轨道交通项目的投资回报特点，为不同轨道交通项目的投融资模式选择提供建议。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黄少卿副教授认为，长三角一体化的过程当中的确需要从整体上考虑公共服务的提供问题。譬如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在长三角整个区域来做规划，像发展城际快速铁路和城郊轨道交通，实现上海与周边城市交通上的1小时同城效应。譬如说执法的问题，法律也是一种基础设施，是一种软基础设施，也需要在整个区域内保证公正执法，而不能各自为政。中国很多“地方法院”变成了“地方的法院”——为了当地企业来争取利益的法院，而不是基于法律来进行判决，这就需要更高层次的协调机制。所以，今后在长三角整个区域，公共服务或者公共品的提供需要以更加规范的、全局的方式来提供，这一点非常必要。

另一方面，我们要明确政府主导的行政协调机制的边界在哪里。如果不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各自功能边界，各个地方政府继续各自为政，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制定和实施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使得那些原来导致长三角市场分割、无法充分一体化的根源难以清除，譬如，如果各个城市都还在争取更多地方税收、争取更多人才、争取更多高税收产业。那么，即便这个统一行政机制建立起来了，恐怕有效性也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在强调统一行政协调的同时，更根本的方面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决定性作用，确保让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优先性作用落地。要做到这一点，恰恰需要长三角各个城市的地方政府收回对市场竞争的干预之手。

要更好地发挥行政和市场两种协调机制的作用，首先要打破既有的各种制度障碍。譬如，税收政策要改革的，要让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企业生产销售相关的流转税（包括增值税、销售税）脱钩，将来要让物业税、不动产税成为地方的主流税种。否则，各个地方政府就还是会都去争取哪些更容易创造税收的制造业行业和企业，导致无法实现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也就难以提高经济效率。

最后，要解决好在一个都市圈里面，不同类别的城市职能定位的问题。上海是一个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它的服务功能要向周边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辐射。周围的城市要以制造业为主，而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规模一般不会很大，它们要提高效率就必须强调分工，通过聚焦在特定产业上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和专业优势，由此也才能让这些城市吸引到专业人才。但是，具体到一个城市，到底应该发展什么产业？在这个产业选择的过程中，由谁来选择，还是要认真思考。另外，上海作为一个拥有大量高校、科研机构和人才的大城市，如何协调和周围制造业小城市的分工关系？要在上海的周边发展各种科创小镇，把这些小镇变成联系上海和周围城市的桥梁，从而把上海的研发能力和人才优势，通过这些科创小镇传递和辐射到外围的制造业城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鲍勇教授认为，健康中国2030是国家提出的一个国家战略，从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和发展健康产业这个都提出了相关的要求，综合考虑社会背景，有利于经济的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发展和促进社会公平等。

目前我们国内的健康产业群已经基本明确几个大的方向，包括从医疗服务、药品、器械还有健康理疗、康复调理，还有以医药健康产品的终端化为核心驱动的中转流通，专业的物流配送以及个性化的健康监测评估、咨询顾问、体育休闲，以及环保、健康家居以及健康的相关政策研究。市场规模中，在线医疗市场规模，2016年规模达到223个亿，同时健康管理的市场规模大家从其他的文献也都能看到，2020年基本覆盖全生命周期，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的健康服务业的体系，还有包括康复医疗、健康养老的市场规模，女性的健康。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社区里面分为四大类重点人群，慢性病、老年人、妇女和儿童。女性现在他们的健康以及他们的消费也是占据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主导地位，包括医美行业、医学整容。

我们主要是四个方面的工作，包括立足上海、建设长三角，打造宁夏的桥头堡，以及国家一带一路的健康行。立足上海主要是社区建设，社区可以分为生活社区和功能社区，像功能社区包括我们的学校、企业、机关。在上海，四大人群已经全部建立起了健康档案，同时通过我们的系统平台进行风险评估，在根据评估结果做出健康干预后还会做一个干预后的效果评价。

在建设长三角方面，我们这边主要承担了一些地方政府，有的是县一级，有的是镇一级的政府，委托我们大健康产业园的规划，我们会提供规划的设计，还会提供一些成果转化的平台，我们设计的理念主要是八位一体，在这几个方面给他们做整体的规划设计。像嘉兴这一块和当地的综合性医院合作，依托于医院的医疗设施和医疗服务，提供健康体检康复等，并设立了高端健康中心做统一规划和相关配套服务。同时由上海市医学院，健康管理学分会，联合了浙江、江苏，我们三个省的分会，联合学校一起筹划成立一个中国长三角健康服务业的联合会。同时我们也计划打造一个宁夏的桥头堡，一带一路中我们想要在宁夏打造一个研究院，包括国际健康学院和三个研究中心，以及N个研究所，打造1+1+3+N的模式，结合一带一路的相关政策，结合国家的宏观战略来推进智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