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其发布的《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中开宗明义：“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言简意赅地指出了企业家在当今社会的地位。

但该如何理解“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这句话的含义？本文认为，企业家这个主体很稀缺，又极其重要，政府和社会要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创新生态，培育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更好地发挥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

企业家主体很稀缺

企业家都有着一部艰辛奋斗、波澜起伏的创业史。笔者曾经用三次关键性试错皆为“对”来抽象从创业者到企业家的过程，即企业家是N次试错中若干关键性试错皆为“对”的产物，这些试错结果为“对”的事件，都是小概率事件，其最终结果是多个小概率事件的“积”，所以，企业家是一个极小众的群体。在这个过程中，是否为“对”的创业者的试错、是否找到“对”的市场需求的试错、是否具有“对”的人格的试错，是最为关键的三个试错。

企业家的创业是一个复数，且创新是创业的内在。人群中，即便在有创业意愿的人群中，最终能够成为创业者的，也是小概率。创业者至少需要具备三个特质：第一风险偏好，人群中风险偏好类型远少于风险规避类型；第二组织才能，即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说的第四个生产要素。组织才能包括决策的能力、用人的能力等；第三性格超常，如有激情和好奇心。在熊彼特那里，创新是创业者、企业家的又一个特质，并且还改变了生产函数，既能不断提高效率，又能不断提供新产品、新服务和新的生产条件等。

也许正是看到这些特质集于一身的困难，熊彼特指出：“创业才能不一定体现在某个自然人，特别是某个具体的自然人身上”。所以，创业更多的是一个团队的活动。通过合伙人的有限责任的制度安排，可能提供更大的投入并分散风险；创业创新团队成员，在各种特质，如冒险与创新精神、组织才能和性格等方面互补，将有助于提高创业创新的成功率。

如果说创业是主观行为，是对自身是否具有创业才能和精神的试错，那么，它还必须和市场需求结合，才能产生具体的结果，这就有了第二个小概率，创业者要对市场需求试错。在全面过剩的社会，发现新的市场需求，是小概率事件。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其一，具有把握需求及其演变即创造市场的能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来自创业创新。其二，是否存在或达到相应的盈利模式。很多创业者都有看起来很不错的想法，但就是没有能够达到盈利水平要求的规模，坚持一段时间，把能“烧”的钱都“烧”了，也就结束了。找到“对”的需求，并且能够盈利是谈何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这两个试错都为“对”，即“对”的人找到了“对”的事，创业者就成为通常说的企业主或商人、老板，也是现在通常意义上的企业家。

在《意见》及其他相关文件中，在媒体和人们平时语境中的企业家，都是企业主意义上的企业家。但是，他们还不是成功的企业家，即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从企业主到企业家还有第三次关键性试错——人格试错。多年前，看吴晓波的《大败局》，颇感意外的是，这些陷入败局的企业主（家）都是民营企业家。他们为什么盲目扩张，直到把企业做垮？思来想去，可能就要用人格缺陷来解释。外部环境的冲击，可能击垮一些企业，但企业最终是垮在企业家自己手里的。

企业家常见的人格缺陷有哪些？第一，自我膨胀。盲目扩张导致出局，是自我膨胀的结果。第二，过度的投机心理。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比较容易产生不当的政商关系，这是过度投机的典型表现，倒在政商关系上的企业主不在少数。以及企业家自身的陋习或恶习。这些不良习性在财务状况尚好时都不是问题，但当遇到危机时，就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企业家要过人格关，照马克斯?韦伯的意思，就是要在激励和约束之间找到平衡。

上个世纪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阐述了理想的企业家类型。他写道，他们“具备鲜明的和较高的道德品质，以及远见卓识和行动能力”；“工于算计而闯劲十足，更重要的是，他们节制有度，守信可靠，精明强干，全力投入事业之中”；“只有性格异常坚强的新型企业家，才不致丧失自我克制力，才能免遭道德与经济上的双重覆灭。”可见，在企业家身上应该是激励和约束两种精神的完美结合。

企业家这个主体就是这样“炼”成的。企业家和商人是两个群体，企业家首先是一个商人，但又不止于商人。与商人或企业主相比，企业家有着更高的稀缺性、更强的能动性或创造性，也就有更大的增值性，可以尽更多的社会责任。企业家往往缀以才能、精神，且经常不被认为是具体的职业，这是因为，天赋的创业创新精神和组织才能是企业家的本质。

企业家主体极其重要

企业家最初是指“组织和管理生产要素的人”。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第一次在生产三要素的基础上，提出了第四个生产要素“组织”。该书第四篇的标题为：“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他提出的“组织”要素与资本有关。他认为，“资本是指为了生产物质产品以及为了获得通常被算做一部分收入的利益而储备的一切资源。”他颇有先见之明地看到，“资本主要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动力。……组织则有助于知识。……有时似乎非常适合把组织分离开来，单独算做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

后来的富兰克?奈特、罗纳德?哈里?科斯，深化了企业家才能的研究。奈特认为，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决定生产什么与如何生产优先于实际生产本身，这样，生产的内部组织就不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了。生产的内部组织首先是要找到一些最具管理才能的人，让他们负责生产和经营活动。科斯追问，为什么在市场经济中要有企业存在？科斯1937年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以演绎推理的方法，独辟蹊径地讨论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扩展规模的界限问题，科斯创造了“交易成本”这一重要概念来予以解释。所谓交易成本，即“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或“利用市场的交换手段进行交易的费用”，包括提供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和执行合同的费用等。在交易成本间进行选择，是企业家才能的集中体现。在奈特和科斯那里，企业和企业家是混用的。他们的两种解释都可归结到企业家才能。市场并非万能，企业家有时比市场更有效率，企业家是市场的替代物。

研究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多数人，都深受熊彼特的研究所启发。熊彼特将创新视为企业家的特质，几乎在二者间画了等号。他对创新的定义是专一的、特定的，对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却比较宽泛。熊彼特明确指出创新与发明的区别：创新不等于技术发明，只有当技术发明被应用到经济活动中才成为创新。创新者专指那些首先把发明引入经济活动并对社会经济活动发生影响的人，这些创新的倡导者和实行者就是企业家。因此，企业家既不同于发明家，也不同于一般的企业经营管理者，是富有冒险精神的创新者，创新是企业家的天职。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创新者——有远见卓识、有组织才能、敢于冒险的企业家。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为了证明自己出类拔萃的才能而竭力争取事业成功的非物质的精神力量，支配着企业家的创新活动。

在多领域都有建树的经济学家威廉?杰克?鲍莫尔，是自熊彼特以来，最为重要的研究企业家问题的经济学家。他在区分商人和企业家的同时，将企业家做了一个重要分类：推动经济增长的生产性企业家，即创新型企业家，以及很少或不推动且实际上有时还会损害经济增长的非生产性企业家。其实，非生产性企业家并不在经济学应该关注的领域，对此，鲍莫尔指出，“我们这里的重点却是关于创新型‘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证据，……创新型生产性企业家精神是曾经推动并将继续推动现代世界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独特现象。”鲍莫尔这一划分的深刻意图，是引入制度对企业家成长的相关性研究。他认为，“法治的演变可能是促成生产性企业家制度茁壮成长和资本主义诞生的最重要的因素。”鲍莫尔详细地说明某些关键性制度，如专利制度，反托拉斯法，破产保护和银行体系，推动了生产性创业活动的兴起和发展。

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稀缺性不仅体现在关键性试错为“对”的概率很小，而且体现在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中。尽管企业家才能和精神不能在总量生产函数中内生，它就像早年技术是外生的一样，即是被给定的。在现实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这一点并不重要。企业家作为组织要素，抑或特殊的人力资本；企业家精神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冒险精神、创新精神和敬业精神，其重要性就像公理，并不需要再做什么证明。

企业家主体需要好环境、好生态

经济活动有三个基本主体，居民（家庭）、企业和政府。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和重大意义的阐述中，有一段重要的文字：“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企业家是重要的市场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是处理好政府和企业家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企业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亦即主导作用或重要作用，政府更好发挥营造市场环境和创新生态的作用。

长期以来，我们主要从企业、企业家生产、经营和投资环境，即市场环境的角度，研究并阐述企业和企业家的外部条件。一如《意见》从法治环境、市场环境、社会氛围三个方面提出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这无疑是重要的。然而，创新驱动战略将经济活动的主战场逐步从市场转向“雨林”。“雨林”与政府关系有别于市场与政府关系。这里的“雨林”，是指人类的创新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生态学的概念。借用到创新领域，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各个创新主体、创新环节和创新因素之间组成的，相互联系和依赖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社交链等。不同要素或行业创新生态链的组合，形成区域创新生态系统。

创新生态是一种崭新的创新范式。与此前的机械式、靶向式和精准式创新范式不同，这种范式具有多样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如果将之前的创新范式比作目标明确的“市场”或“工厂”，那么，创新生态这种范式就是众多“物种”杂居，有可能产生新“物种”的“雨林”。在“雨林型”创新生态中，新的科技创新成果就会在一定的概率下产生。创新生态的质量就是由这个概率的高低体现出来的。

由两位浸淫硅谷风险投资多年的投资家撰写的《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一书认为，凡是与创新有关的地方，市场都是非常低效的。这个观点会令许多人震惊。他们说：“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认为政府是创新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我们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公共机构承担了远比一般思维中所认为的更加重要的角色。”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观点认为，当经济发展进入到创新为主要动力的阶段，一种有别于市场的外部环境出现了，那就是“雨林”即创新生态。“雨林”不同于市场，表现在三个方面：不同的主体动机、投入产出关系和壁垒。

其一，“雨林”的主体是超理性动机的，市场的主体是理性动机的。何谓超理性动机？《硅谷生态圈》的作者指出，超理性动机是指竞争的刺激、人类利他心理、渴望冒险、探索以及创造的喜悦、为后代做打算、渴望实现生活的意义等。创业创新行为需要个人超越理性动机，并关注于长期共赢。其二，“雨林”的生产函数不同于市场的生产函数。雨林模型挑战了新古典增长模型（总量生产函数），突出了思想、天才（基石人物）的重要性，而不是土地、劳力、资本与技术。其三，如果说市场的“秘方”是关于人以及他们之间如何交换，“雨林”的“秘方”是关于人以及他们之间如何交互；如果说市场要求推倒人为的“墙”，如行政管制，那么，“雨林”则要推倒社会的墙，即社会壁垒。

基于这三个方面的一个初步的认识是，在资源配置领域，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在创新生态系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超理性动机的创新以一定的概率获得成功，成功的创新将产生巨大的溢出即社会效益，直接的就是就业和税收；思想和天才都需要更加宽松的环境，才能获得更大的驰骋空间，也才有可能产生社会所需要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消除社会壁垒，是降低交易性制度成本的重要途径。

基于上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由是充分的，因为这些方面本来就是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只是政府怎样选择正确的方式，起到积极的作用。例如，政府是以补贴方式，还是采购方式，扶持科技创新，需要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做出新的正确选择。

行文至此，笔者想起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在上个世纪80年代说的一句话。当时，美国经济正陷入多年的低迷，日本经济则多因“泡沫”而持续向好。他拨开泡沫经济的迷雾，告诉我们“企业家经济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并不无自负地认为，美国经济已经是企业家经济，日本还不是。日后的事实证实了德鲁克的这句话。90年代美国的新经济，即以信息技术产业化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是企业家经济的具体体现。此后，美国经济也“泡沫”泛滥，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因此，让企业家主导经济，让金融家（投资家）为企业家服务，这也许就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