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2017年10月31日【文汇报】智库栏目。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陈宪。

文汇报编者按： 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 提出要弘扬三种企业家精神：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精神、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的精神、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命题， 而且不同国情、不同时代对企业家精神有着不同要求，需要我们结合时代特征和制度环境从多个维度考察。特刊发此文。

企业家这个称谓（也是一个概念）的出现，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过程。“我们最早使用‘ 企业家’ （entrepreneur） 一词源自中世纪末期，当时这个法国贷款术语被用来形容一名战场指挥官。后来，它的意思逐渐扩展到商业领域。同时，它也被用来描述‘某个公共音乐机构的主管或管理者’， 这要早于19世纪末经济学家理查德·埃利在《政治经济学导论》一书中对它略带不屑的阐述：我们不得不从法语中借用一个词语来形容组织和管理生产要素的人，我们把这些人称作企业家。《牛津英语词典》认为，自理查德·埃利之后的经济学家， 包括凯恩斯，无疑还有熊彼特，都已经使用‘企业家’这个词，虽然当时的高等学府尚未认识到研究和培养企业家的价值。”（《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现代》）

如果说企业家最初是指“组织和管理生产要素的人”， 我们就必须看看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1890年的《经济学原理》中是怎么说的。他第一次在传统的生产三要素的基础上，提出了第四个生产要素———组织。该书第四篇的标题为“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他提出的“组织”要素与资本有关。

在马歇尔那里，“组织”这个要素至少有两个层面的涵义。其一，产业组织。主要指组织能够带来效率的方面，分别论述分工、专门化、集聚和大规模生产等。其二，企业家才能。他指出：“在大多数经营中，都有企业家这个特殊阶层参与。”尽管他隐约地指出了企业家和经理人的区别，如“将销售交由专门的人来经营”，但是，关于企业家，马歇尔主要是在讲经营才能，他用很大篇幅讨论经营资本的才能的供给价格。后人将马歇尔提出的“组织”视为企业家才能。因此，在经济学的框架中，企业家首先是一种才能，配置资源、发现市场的才能。

后来的富兰克·奈特、罗纳德·哈里·科斯，深化了企业家才能的研究。奈特认为，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 决定生产什么与如何生产优先于实际生产本身， 这样，生产的内部组织就不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了。生产的内部组织首先是要找到一些最具管理才能的人， 让他们负责生产和经营活动。而且，世界上只有少数人是风险偏好者， 而绝大部分人是风险规避和风险中性者， 后者愿意交出自己对不确定性的控制权， 但条件是风险偏好者即企业家要保证他们的工资，于是，企业就产生了。也就是说，在企业制度下，管理者通过承担风险获得剩余；工人通过转嫁风险获得工资。到了晚年，奈特在1967年出版的《企业家精神：处理不确定性》一书中，将企业家才能与企业家精神等价了。奈特对企业起源和性质的讨论对包括科斯在内的所有经济学家， 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科斯并不同意奈特的观点。科斯也在问，为什么在市场经济中要有企业存在？ 科斯1937年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以演绎推理的方法独辟蹊径地讨论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扩展规模的界限问题，科斯创造了“交易成本”这一重要概念来予以解释。他假说是，“可以假定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市场）的替代物”。为什么要替代？ 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替代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所谓“交易成本”，即“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或“利用市场的交换手段进行交易的费用”， 包括提供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和执行合同的费用等。在交易成本间进行选择，是企业家才能的集中体现。

在奈特和科斯那里，企业和企业家是混用的。他们的两种解释都可归结到企业家才能。市场并非万能，企业家有时比市场更有效率，企业家是市场的替代物。科斯认为，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时，企业便产生了，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当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的边际成本时， 就是企业规模扩张的界限。也就是说，节约两种交易费用，扩张还是收缩企业规模，都是企业家才能的具体运作。

“研究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多数人，都深受熊彼特的研究所启发，特别是他论述企业家精神的经典论文，当然也包括他的其他许多著作。”尽管熊彼特将创新视为企业家的特质，几乎在二者间划了等号，但他对创新的定义是专一的、特定的，对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却比较宽泛。

熊彼特明确指出创新与发明的区别：创新不等于技术发明，只有当技术发明被应用到经济活动中才成为创新。创新者专指那些首先把发明引入经济活动并对社会经济活动发生影响的人，这些创新的倡导者和实行者就是企业家。因此，企业家既不同于发明家，也不同于一般的企业经营管理者，是富有冒险精神的创新者，创新是企业家的天职。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创新者———有远见卓识、有组织才能、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经济增长的过程是创新引起竞争的过程：创新-模仿-适应。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为了证明自己出类拔萃的才能而竭力争取事业成功的非物质的精神力量，支配着企业家的创新活动。

熊彼特还通过区分创新活动中的“适应性回应”和“创造性回应”，指出了一般管理活动和创新创业活动的区别。他解释说，“如果创业活动和一般管理活动之间不一定存在着明显的分界线”，则“对给定条件的适应性回应和创造性回应之间可能就不存在恰当与否的问题，但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前者是一般管理活动，后者是创新创业活动或企业家精神之所在。在熊彼特看来，市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职能是把生产要素带到一起并组合起来。所谓“资本”，就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把各项生产要素转向新用途，把生产引向新方向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因而资本的主要社会功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手段。

熊彼特还观察到一个即便在今天都很有意义的现象：“创业才能不一定体现在某个自然人，特别是某个具体的自然人身上。”此话怎讲？其实，熊彼特当时就看到，创业更多是一个团队的活动，法人组织的活动，而不是自然人的活动。通过合伙人的制度安排，可能提供更大的投入并分散风险；创业创新团队成员，在各种特质，如冒险精神、组织才能和性格等方面互补，将有助于提高创业创新的成功率。

尽管“熊彼特创新”不是一个技术概念，而是一个经济概念，是一个狭义的创新概念，但是，今天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是包括科学发现、技术发明（进步）、文化创意和制度变革，以及企业家创新在内的广义创新。企业家在这里的关键性作用，是作为创新成果走向市场（产业化）的试错者和组织者。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文化创意和制度变革的成果，都是企业家主导的产业化过程的投入要素。因此，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向来都是企业家精神的产物。这是熊彼特视角的精髓。

在鲍莫尔看来，“‘企业家’就是那些能够敏锐洞察机会而主动从事某项经济活动以增加自身财富、权力或声望的人”。他认为，“把这种活动进一步分为两类不无裨益。第一类包括可复制的，或从事同现有企业极其相似或相同活动的所有企业。新开设一家鞋子专卖店是这类可复制的企业创建的极好例子。相比之下（即第二类，引者注），创新型企业家创办的企业要么提供新产品或采用新生产工艺，要么进入新市场或采取新的组织形式。创新型企业家的主要作用不是发明（这一观点来自熊彼特，引者注）。相反，他们为前景可期的发明构思最佳用途并将这些发明推向市场，以此来确保这些发明的利用。”尽管鲍莫尔将这两类活动都视为企业家所为，但我以为，第一类是商人的活动，第二类是企业家的活动，商人和企业家是两类人。鲍莫尔同样强调，企业家的作用在于用新技术、新产品开拓新市场。也正因为如此，第一类活动不应作为企业家的活动。他指出，詹姆斯·瓦特这位伟大的发明家是在马修·博尔特充当了企业家角色后，才把瓦特机推向市场，并用于生产性目的，并说道：“这无疑是创新型企业家及其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绝佳例子。”

鲍莫尔肯定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对于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并将这段时期视为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盛行的诞生期。他从历史角度的阐述，以及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强调的， 正是“社会制度可以促成创业活动在相当大程度上从寻租和军事暴力转向创新和生产”的观点，向人们表明，“这种法治的演变可能是促成生产性企业家制度茁壮成长和资本主义诞生的最重要的因素”。

鲍莫尔详细地说明某些关键性制度，如专利制度、反托拉斯法、破产保护和银行体系，推动了生产性创业活动的兴起和发展。这些制度被视为历史上促进了创新型生产性企业家成长的制度。然而，专利的早期使用并不是为知识产权的创造者提供保护，恰恰相反，它旨在激励知识产权转让以及帮助其他国家提高生产率。直到后来，由于议会不满皇室滥用专利证书奖励其宠臣或将专利用于同良好的知识产权管理无任何关联的目的，专利才变成保护发明者的一种工具。英国在1624年实施的《垄断法规》将现代的专利使用方法引入法律，美国宪法将专利明确写入其中，都是不寻常之举，都在推动国家经济雄霸全球中起到积极作用。

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反托拉斯法及其导致的竞争，也在鼓励创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项产生了同样作用的制度是破产法。破产保护无疑成了创新努力的一种重要鼓励，或者说，成了制度意义上的容错机制。企业家创建企业的规模和经营业务的市场规模，是一个决定企业和企业家发展的问题。银行的出现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途径。银行提供的金融工具、银行体系和相关的制度，对企业家成长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韦伯研究专家斯蒂芬·卡尔伯格，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罗克斯伯里第三版）写过一篇“导读”。在这篇“导读”中，卡尔伯格就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兴起， 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思想做了一个梳理。他写道：“尽管《新教伦理》经常被理解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 甚至对我们今天世俗的、都市的和工业的世界的起源提供了说明， 但其目的实际上远比这更为谦虚。韦伯希望阐明现代工作伦理和物质成就取向的一个重要来源———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是存在于‘入世’的功利关切和商业精明之外的领域中的。……韦伯坚称， 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讨论必须承认这一核心的宗教源泉。”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更为谦虚”和“之外的领域” 这两个提法。所谓“更为谦虚”， 是指韦伯所称的“资本主义精神”（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那里，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是有原则性区别的）其实就是职业精神，企业家精神是职业精神的一种， 产生的是激励作用；“之外的领域”，是指他所要承认的“宗教源泉”的背后就是新教伦理，就是清教徒入世的禁欲主义， 产生的是约束作用。因此，“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这二者在促进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上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韦伯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一般而言的现代文明的诸构成成分之一， 是在天职观念的基础上对生活进行理性组织。这诞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的精神”，但是，“韦伯坚持认为，……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共同参与’作用”。也就是说，尽管他评价并批评犹太教、天主教，但他并没有将基督教入世的禁欲主义即新教伦理，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唯一来源， 而是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在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找到了它最合适的形式，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企业也在这一思想框架里发现了最适合它的驱动力，或者精神”。如上所述，新教伦理在促使激励精神和约束精神之间平衡的方面，提高了创业者、企业主人格试错为“对”的概率， 进而在新教徒中产生了更多的企业家，最终，新教徒集中的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主义得到先发优势。这是历史事实，也符合韦伯的分析逻辑。但这并不表明，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基因是一元的。

桑巴特在阐述资本主义与犹太教义之间联系， 以及犹太教义之于现代经济生活的重要意义时， 也同时声明：“我在不同的教义中看到同样的精神。”（《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所以，被韦伯和桑巴特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企业家精神，乃至职业精神是一般，新教、犹太教，以及其他教义，抑或准教义，如“儒教”，都是特殊， 都可能对企业家精神的产生起作用。企业家阶层、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基因是多元的，可以来自有神论的文化，也可以来自无神论的文化； 可以来自先发的文明中，也可以来自后发的文明中。

因为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天赋的潜质，所以，要经过创业者持续地试错， 最终在极小众的人身上表现出来。现实表明，企业家精神是人类社会最为稀缺的经济资源。接下来的问题是，试错在哪种文化环境里进行， 最有可能为“对”。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基因主要是由遗传决定的， 通过遗传得到的遗传材料DNA的碱基顺序排列所决定。但是，环境因素的后天影响，会改变基因表达， 使原来基因不能正常地工作和表达，或相反，使原来基因能够正常甚至更加优化地工作和表达。现在关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表明， 这种文化环境恰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生态的文化有着来自多方面的构成要素， 决定着创新生态中创业创新的成功率。

陈宪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1994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博士学位。1999年起任上海大学教授。2001年起受聘为上海社科院博士生导师。2007年起在上海交通大学受聘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1996年和2000年曾赴香港中文大学进行短期合作研究。200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目前担任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