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的判断，仍然是正确的。但是，在经济活动的投入要素发生重大历史性转变的关键时刻，有必要作出与这一转变相适应的前瞻性调整，将教育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重点。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八次会议时强调，要继续高举改革旗帜，站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

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在“新常态”引领下，逐步进入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新发展阶段。创新驱动战略对全面深化改革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新要求。准确把握这些新要求，就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改革和发展的新方案、新措施。

在中长期经济增长中，教育地位缘何凸显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和重大意义的阐述中，有一段重要的文字：“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的判断，仍然是正确的。但是，在经济活动的投入要素发生重大历史性转变的关键时刻，有必要作出与这一转变相适应的前瞻性调整，将教育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重点。

2014—2015年间，党中央、国务院根据中国经济面对的结构性矛盾，相继提出“新常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新概括和新举措。以创新驱动战略激发和形成中长期增长动力，实现中国经济转型，成为全国上下的一致共识。中长期增长动力主要是指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从传统经济增长向现代经济增长跨越的新阶段，经济增长和发展将主要不是依靠物质资本和其他资源的投入，而是依靠人力资本积累和效率提高。早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就揭示了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其中，教育是重中之重。一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与人力资本的关系，与教育的关系，不仅成为经济学家长期关注的重点，而且摆上了政治家和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

创新驱动战略还提出了创新创业人才来源的问题。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创业创新的主体是移民。移民的国家或城市，是创业创新的国家或城市。近现代史上的美国和以色列，都是因为大规模移民，成就了它们成为创业创新的国家。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飞速发展，与其吸引了大规模移民密切相关，这使它在创业创新上颇有建树。今天和未来的创业创新，正在并将继续经历从主体外生型到主体内生型的转换。创新创业主体的转变，考验着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和教育质量。教育在中长期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地位愈发凸显出来。

具体到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群，它们在创业创新人才内生的条件下，持续不断创造和产生原创性技术和想法，将是未来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特征。内生的创业创新人才将主要来自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今天能够被称为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是：硅谷的斯坦福大学、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圣迭戈的加州圣迭戈分校、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硅溪的特拉维夫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大学，以及德国的柏林工业大学等。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是一种大学类型，创业创新人才是一种新型的综合型人才，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是创新生态圈的标配，二者的互动决定创业创新的成功率。

中国目前还没有能够被称为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现行的培养模式过于单一和刻板，不利于人才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好奇心的培育。因此，教育要成为科技创新的发动机和推进器，成为中长期增长动力的来源，还有很大的拓展和提升空间。教育体制改革决定着中国能否有自己的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在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形成的人才培养模式，决定着中国人力资本和创业创新人才的数量与质量。所以，教育体制改革应当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重点。或者说，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教育，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教育体制改革本来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应当加大改革力度。

从市场走向“雨林”，带来哪些变化

在推动创新创业中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个经常被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重点可以放在以下两个领域。

一是创新生态系统。创新驱动战略将经济活动的主战场逐步从市场转向“雨林”。“雨林”与政府关系有别于市场与政府关系。这里的“雨林”，是指人类的创新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生态学的概念。借用到创新领域，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各个创新主体、创新环节和创新因素之间组成的，相互联系和依赖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社交链。不同要素或行业间创新生态链的组合，形成区域创新生态系统。

创新生态是一种崭新的创新范式。与此前的机械式、靶向式和精准式创新范式不同，这种范式具有多样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如果将之前的创新范式比作目标明确的“市场”或“工厂”，那么，创新生态这种范式就是众多“物种”杂居，有可能产生新“物种”的“雨林”。在“雨林型”创新生态中，新的科技创新成果就会在一定的概率（一般都是小概率）下产生。创新生态的质量就是由这个概率的高低体现出来的。

由两位浸淫硅谷风险投资多年的投资家撰写的《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一书认为，凡是与创新有关的地方，市场都是非常低效的。这个观点可能会令许多人震惊，因为大家一开始的时候，并不认为政府是创新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事实证明，公共机构承担了远比一般思维中所认为的更加重要的角色。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我的观点是，当经济发展进入到创新为主要动力的阶段，一种有别于市场的外部环境出现了，那就是“雨林”即创新生态。“雨林”不同于市场，表现在三个方面：不同的主体动机、投入产出关系和壁垒。

• “雨林”的主体是超理性动机的，市场的主体是理性动机的。何谓超理性动机？《硅谷生态圈》的作者指出，超理性动机是指竞争的刺激、人类利他心理、渴望冒险、探索以及创造的喜悦、为后代做打算、渴望实现生活的意义等。创业创新行为需要个人超越理性动机，并关注于长期共赢。

• “雨林”的生产函数不同于市场的生产函数。雨林模型挑战了新古典增长模型（总量生产函数），突出了思想、天才（基石人物）的重要性，而不是土地、劳力、资本与技术。

• 如果说市场的“秘方”是关于人以及他们之间如何交换，“雨林”的“秘方”则是关于人以及他们之间如何交互；如果说市场要求推倒人为的“墙”，如行政管制，那么，“雨林”则要推倒社会的墙，即社会壁垒。

基于这三个方面，一个初步的认识是：在资源配置领域，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在创新生态系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超理性动机的创新以一定的概率获得成功，成功的创新将产生巨大的溢出即社会效益，直接的就是就业和税收；思想和天才都需要更加宽松的环境，才能获得更大的驰骋空间，也才有可能产生社会所需要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消除社会壁垒，是降低交易性制度成本的重要途径。基于上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由是充分的，因为这些方面本来就是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只是政府怎样选择正确的方式，起到积极的作用。例如，政府是以补贴方式还是采购方式扶持科技创新，需要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做出新的正确选择。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第二个领域是区域规划领域。在经济社会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区域规划一方面不断调整原来的不合理设置，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将体制创新、制度创新的新元素，放到一个或若干个特定的空间，或先行先试，或重组融合，产生增量意义上的动力和价值。现在提出的大湾区城市群规划，将突破单个城市的行政区划，以打破行政区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束缚，进而产生积极的作用，如减少土地低效开发，提升中心城市集聚高端要素的功能等。

与产业规划相比，政府编制区域规划的作用相对正面。其原因是，区域规划和发展的主导者和行动者，本来就是各级政府。产业规划则不是，它的主导者和行动者是企业家、投资家和创业者。尤其在新兴产业领域，大量的新技术、新模式的试错都是在上述主体的主导下进行的。而且，唯有在他们的主导下，激励机制和风险机制才是有效的。如果我们仍然沿用产业规划，那么，它的内涵也要发生根本性变化，产业发展基础、产业发展环境和产业发展预见将是其主要内容。

在我国，原有行政区划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新经济发展的集聚和融合，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空间拓展，都要求强化区域规划的作用，由此进行必要的调整和重组，并在调整和重组中融入改革、创新的战略性思路和举措，以打造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湾区经济和新区经济。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