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轮中国经济企稳并小幅回升中，政府和市场、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总需求和总供给，谁在起更大的作用？数据表明，几乎还是前者在起较大作用。如果是后者起较大作用，那么，就必须是民间投资有较快增长，创新驱动有更大发力，全要素生产率重回较高增速。但是，民间投资、创新驱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还不尽如人意。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经济运行和发展远未完成新旧动能转换。总体上看，新动能对增长的贡献在30%左右。现在和今后的一个时期，是新旧动能转换的胶着期，需要继续保持定力，持续通过民间投资、创新驱动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新动能，使之成为推动中长期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

创新生态是微观的新空间

新动能拉动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新兴产业增加值表现出来的。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有集聚发展的要求，新兴产业的这一要求尤甚。新兴产业集聚以科技创新资源集聚为前提。科技创新资源首先是指科技创新主体，即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创业者、投资人和企业家，以及他们所从事或投入的科技创新项目，主要是以研发新技术为主的初创公司。研究和经验均表明，创新成功的绝对数既与创新主体有关，也与创新生态有关；创新成功的相对数（概率）只与创新生态有关。当创新生态为既定，创新主体数量越多，质量越高，成功结果就会越多；当创新主体的数量和质量为既定，创新生态就决定着创新的成功率。人群中风险偏好高、组织才能强、性格特质适合创新创业的人，是一个小众人群，近似于常数。因此，对于创新成功来说，生态系统是一个相对更加重要的问题。对于政府和社会有关方面来说，一定要将文章做在创新生态上。唯有在一个好的创新生态，人们的创新创业意愿会得到增强；创新创业的成功率才能够提高。

创新生态有着多个层次。如果说一个企业构建了内部创业的平台，那么，这个平台上的主体、要素和相关环节就构成创新生态。现在比较流行的创客（众创）空间，有各自的创新生态。这些是微观层面的创新生态。任何微观层面的创新生态总是存在于不同的区域中。在区域层面，分别有街区（小镇）、城区和湾区（城市群）的创新生态，现在的深圳湾创业广场就是一个城区的创新生态，今天的硅谷则是旧金山湾区的创新生态。它们既独立存在，又交互作用，共同影响着创新的效率和成功率。

创新生态是一种崭新的创新范式。与此前的机械式、靶向式和精准式创新范式不同，这种范式具有多样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如果将之前的创新范式比作目标明确的“市场”或“工厂”，那么，创新生态这种范式就是众多“物种”杂居，有可能产生新“物种”的“雨林”。在“雨林型”创新生态中，新的科技创新成果就会在一定的概率（一般都是小概率）下产生。创新生态的质量往往就是由这个概率的高低体现出来的。

城市群是宏观的新空间

如果说新动能形成的微观空间和机制，就是创新生态，那么，新动能集聚、新经济策源的宏观空间就是城市群。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已经表明，在基础设施便利、环境气候宜人、思想观念开放和经济优势先发的湾区或半岛形成的城市群，例如，世界著名的纽约湾区，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城市群；又如，正在中国规划建设的粤港澳湾区，环杭州湾湾区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就是新动能集聚、新经济策源的新空间。

人们现在似乎更关心湾区、半岛这些地理描述，而不是城市群这个落脚点。殊不知，城市群可以在湾区和半岛，也可以在其他的内陆地区。率先提出粤港澳、环杭州湾大湾区城市群，是因为这里有着更加成熟的城市群发展条件。根据中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城市群发展推动城市化，并推动中长期持续增长，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创新驱动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发展粤港澳、环杭州湾和山东半岛城市群，意味着以城市群方式推动城市化发展，将极大地拓展和优化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中国更多的城市群并不在湾区和半岛，在未来不同的时期，还将陆续提出内陆地区的城市群发展规划与建设。所以，提出湾区或半岛城市群规划表明，在我国先发地区城市化道路率先相应地升级和优化。这是湾区或半岛城市群规划和建设的一般意义。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建立若干经济特区和开放一批沿海城市等举措而实现的。此后，我们又通过设立国家级新区，建立若干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体现与改革、开放和发展有关的战略意图，以拓展新空间、获取新动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在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提出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这些立意更加高远的战略性区域经济规划，将在未来更长时期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深刻而又积极的作用。

在像中国这样的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城市群的发展是城市化到达一定阶段的题中应有之义。城市群在深化城市化，进一步发挥城市化优势同时，也将解决城市化带来的问题，例如，大城市发展越来越受到空间的限制，进而产生的“大城市病”，将在城市群的发展中得到缓解或化解。城市群规划和建设将在拓展发展空间，优化产业生态，增加民众福祉，以及突破体制弊端束缚等方面，产生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

（作者陈宪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