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此大规模的建设开发区能促进土地节约集约的高效利用吗？为此，澎湃新闻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陆铭表示，看到这个新闻后非常焦急和忧虑，这种建设开发区的模式在中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思维方式，也就是通过开发区来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可能会导致开发区建设投资过度，且分散布局。既有的全国各地的经验已多次证明，这种分散布局的开发区建设模式，恰恰可能带来土地资源的浪费。陆铭进一步分析了中国新城发展存在的普遍问题，他指出中国经济阶梯性下滑的根本原因就是“空间错配”问题。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新城康巴什。

以下为此次访谈的内容：  

澎湃新闻：近日，华北某省发布了《关于加快开发区转型升级促进土地节约集约高效利用的通知》，将按照“一市一国家级”在各设区市布局国家级开发区，全省共布局10个国家级开发区，用地规模1600平方公里左右。您认为这种大规模建设开发区的模式能促进地方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吗？

陆铭：

根据我们以前的研究发现，开发区的建设必须要以接近大市场为前提条件。如果离大市场比较远，就会增加物流、通勤和人员交流的成本。而且缺乏规模经济的开发区建设，不能给企业的发展带来有效的生产率促进作用，也不利于招商引资。 

结果就会出现开发区建设好了以后企业投资跟不上。有很多开发区圈好了地，基础设施也做好了，却没有相应的足够的招商引资。甚至有时为了填满开发区而不得不去招一些高污染的产业。这样就会导致之前的投资缺乏回报。由于开发区建设很多依靠地方政府的投资，甚至是基于地方政府的负债。那么缺乏投资回报，就会使公共资源出现浪费，甚至出现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 

也就是说，该省公布的这个方案是想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而事实上，既有的全国各地的经验已多次证明，这种分散布局的开发区建设模式，恰恰可能带来土地资源的浪费。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在空间上需要集聚，但分散的开发区发展模式是违背经济规律的，结果就很可能导致公共资源浪费，开发区建设成效不高，同时带来政府债务的问题。 

与此同时，人口流入地通常表现为人均GDP较高，人口密度也较高，地价和房价也比较高，这些地区却受到了建设用地指标和土地供应的抑制。结果导致人口流入地反而成为土地供应相对不足的地方。这样就出现了一个被我称之为“空间错配”的现象，即在人口流入地，土地受到了供给端的限制，而在人口流出地，开发区和新城建设的土地供应是充分的。 

第二个问题存在于新城自身的建设层面，很多新城规划面积非常大，规划的人口密度比较低，而且新城的选址一般离老城比较远。根据我们的一个样本研究，中国的新城建设离老城的平均距离为25公里左右，而规划人口的平均值超过40万。 

尤其是大量开建的工业园、开发区和新城出现供大于求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主要出现在中西部。由于缺乏需求，最终将导致了地方政府债务持续增加。 

第三个问题是新城规划的密度。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能够在适当的人口密度中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方便人与人之间、人和企业之间进行互动和交流，减少服务业发展的成本，降低制造业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物流和人流成本。 

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中国的新城建设大量追求低密度，不仅离老城非常远，而且规划的人口密度也非常低。建设者们误以为低密度才能实现城市的宜居和环境保护，结果大量的新城采取了宽马路大街区的低密度模式，导致空间效率不高，人气不够，而且对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力不足，也无法给新城居民提供便利的生活。 

因此，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发展模式应该得到扭转。未来应该更多地促进人口和产业向有需求、有效率和成本优势的由大都市圈带动的城市群集中。三四线城市要根据自己的产业发展优势，寻找自己的竞争力，不能盲目地走工业化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扭转土地和人口配置在空间上出现的错位现象。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近期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您一直主张以超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为什么要发展超大城市？

通过人口的转出，可以提高剩余的人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和人均收入。同时转出的人口可以为具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竞争优势的大城市和周边地区提供更为充足的劳动力供给。由于这样的思维方式并没有被建立起来，实际出现的现象就是把大量的经济资源转向了欠发达的人口流出地，而这些经济资源的回报是非常低的。这种低回报的投资导致整个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有所下降，经济增长持续依靠投资来拉动，但是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在持续下降。也就是说，前期需要很多投资，没有后续的产业和人口增长的回报，最终变成地方政府债务问题。2008年经济危机时，原本是一个可以进行战略性调整的时期，但2009年的四万亿支出计划又将大量的经济资源投入到欠发达的人口流出地区。 

伴随着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和高杠杆率，新城建设出现了与人口流动方向相背离的现象，成为近些年经济增长持续缺乏动能的根本原因。正是基于这些问题和我们的研究，我一直在主张中国的经济资源必须要流向回报高的地方，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接下来中国应实施以都市圈引领的城市群发展战略。发挥核心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作用，这样才能优化经济资源的配置，推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在地区之间和城市之间加强分工协作，提高人均收入的均等化程度。 

之所以要转向这样的发展战略，根本上还是因为经济发展中的规模经济机制。现代经济发展中，规模经济越来越重要，不仅在制造业里需要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而且在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那些以知识技术和信息为核心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集聚所带来的生产率和竞争力是非常强大的。这是全世界出现的客观普遍的经济规律，正因如此，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以核心大城市和都市圈引领的城市群发展趋向。如果我们不了解世界发展动向，不尊重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就会出现我前面所讲到的一系列的空间资源错配和经济增长出现阶梯式下滑的问题。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将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包袱。 

恰恰因为我前面讲的这些道理，接下来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道路，必须让生产要素的供给适应人口流动所显示出来的需求，特别重要的就是建设用地指标的供应要盯住人口流动的方向。 

最近上海提出“十三五”期间要增加1700公顷的租赁住房用地，约70万套租赁住房。它的本质就是让住房的供应适应人口流动的需求，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由于在人口流入地，土地的供应跟不上人口流动带来的需求，出现了住房成本高的现象，又进一步阻碍了人口的流入。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必须为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及周边的城市群进行土地供应的松绑，让土地供应能够适应产业和人口集聚的趋势，在这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降低大城市和都市圈产业发展的成本。这里有两项工作要做： 

第一，要让土地供应和住房供应适应人口流动和产业集聚所带来的需求；第二，就是在土地和住房供应，特别是提供大量提供租赁房。让那些收入不高的人们也能够在城市里安家落户，安居乐业。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要提醒社会公众和相关政策的制定者，千万不能把租赁房仅仅理解为所谓“人才”的吸引政策。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低技能劳动者补充到劳动工作岗位 中去。